三国乐城筑何处

前言：

此刻姐妹们对“生死存亡之际下一句出师表”大体比较重视，兄弟们都需要剖析一些“生死存亡之际下一句出师表”的相关知识。那么小编也在网上收集了一些有关“生死存亡之际下一句出师表””的相关资讯，希望各位老铁们能喜欢，兄弟们快快来了解一下吧！

三国乐城筑何处

方鹏霏

晋. 陈寿《三国志. 后主传》载：“七年（229）冬，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晋.常璩《华阳国志. 汉中志》曰：“蜀时，以沔阳为汉城，成固为乐城”。乐城具体筑在成固（现城固）哪里呢？至今仍然是个谜。社会各界达仁总欲找到答案，然终为徒劳。

乐城方位与里程

《三国志·蜀后主传》载：”汉丞相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成固”。宋元史学家胡三省注：“沔阳、成固二县，皆属汉中郡”。《太平寰宇记. 卷一三三》载：”西乐城（汉城）古城，甚险固，号为张鲁城，在县西四十里“。《诸葛亮集. 故事. 卷五》记：“(诸葛亮)筑汉城于沔阳、乐城于成固，二城属汉中郡。沔阳，今兴元府西县，成固今城固县”。诸葛亮于建兴七年（229）至建兴九年（231），动用近十万兵力，耗时近三年时间筑成沔阳汉城和成固乐城。1985年，有关考古工作者己经找到沔阳汉城遗址，在今勉县定军山东部的元山、牟营两村交界处武侯坪上。那么，诸葛亮所筑乐城在成固哪里呢？文物工作者一直没有找到其遗址。笔者经过三十余年的考证、考查、搜集资料、旁引则击，对照不同史书探微求索、筛伪存真，从出土文物多方论证、辨别推论，栉风沐雨来回折腾、实地堪查，终有所获，基本厘清了诸葛亮所筑“乐城”的具体位置，即：今城固县乐城村（镇政府亦设于此村），城脉米仓山；.护城河宽九米九深六米，六年前护城河尚存西南段部分，现今已填平成公路，难识护城河遗址面貌。

东晋《晋略》记：“乐城在今县西十八里”。晋代成固县治在汉王城，出城过汉江白崖渡到乐城，是一条直线距离的平川大道，约十八里。成固古代计算县治到各地里程l，均是从渡口处计算，这是陕南古代临江型郡县的一大特色。如《清康熙城固县志.卷一疆域》记：“正南八里自汉水白崖渡至堰沟口，平路”；“东南离城四里孙家渡口，七里至响滩沟口，系平路“；“ 正北城无门，由湑水河柳渡口，至庆山、升仙口三十里，平路”……《明嘉靖城固县志.卷二.建置志》记：“白崖渡，县南四里，汉江“。从汉江白崖渡至乐城一十八里，县治至白崖渡四里，共二十二里。佐证各史书记载：“乐城在县西十八里”，正确无误。1965年，胡耀邦任陕西省委书记时给城固拨款，修建了第一座汉江大桥，县治到乐城村公路改在沿巴山北麓山边，虽节约了大片土地为旱涝保收一年两熟良田，但县治至乐城村公路成了一条“半圆形”环线，里程长达二十三公里，造成今人误解：认为县治至乐城村不止十八里。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载：“门水（汭水、文水）东南流经胡（古）城北，三城奇对，隔谷罗布，深沟固垒，高台相望”。译文：“门水（文水、汭水）往东南流经胡（古）城北面注入汉水，此地有诸葛亮修建的乐城、战国时所筑之扁鹊城、西汉韩信所筑的古城，三座城池在汉水南北两岸分布，都有很深的护城河和坚固的城墙，均筑在高台上，可以隔汉江互相观望，形成鼎足之势”。古城在汉水北今柳林镇，扁鹊城在汉水南今董家营镇，与汉水之南的乐城正好形成“三城奇对”、三水包环、隔江相望。

《资治通鉴. 晋纪十八》所载距离亦可佐证：“九月、代王什翼犍筑盛（成）乐城于故（古）城南八里”。此处把筑乐城的人名记错了，“代王什翼犍”是东晋时拓跋鲜卑族君王，一直生活在漠北地区，后来统一大草原建立代国后，域地在内蒙古与外蒙古交接地带，与中原联系较少，根本就没有到达过陕南汉中，怎么会筑乐城呢？但记载的乐城方位和里程却没有错，即“筑成乐城于古城南八里”。成固古城村南距乐城村恰为八里！我骑上电动车实地测距两次，不多不少整八里（四公里）！明确无误的佐证现乐城村即是三国时诸葛亮所筑“乐城”之地。

明嘉靖《城固县志》载：“乐城在城西”。乐城村正是居县城之西。我站在县城不同方位，多年观察太阳落西是否在乐城村方向，结论是：每年春、秋、冬三个季节，太阳一直落于乐城村偏南一点点的西方，夏天太阳落于乐城村正西方。当然，肉眼观察计有误差，为了进一步证明“乐城村在县城之西”，我特请城固大堰塘堪與（风水）师王先生从县城钟楼前后测定，结果是：“乐城村在县治西方245度”！城固县治从宋崇宁二年移至现在位置，再未搬迁过。佐证：明嘉靖城固县志记载无误。当然，明《嘉靖城固县志》亦有延袭照录前人记载之嫌。那么，按照南朝前成固县治一直在现庙坡村汉王城测定：乐城村恰在县治正西！古人记载乐城方位在“县治西”是准确的。 成固“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胜之地。新石器时代成固人舜帝筑“西舜城”于黑水（现湑水）与汉水交界处的高梁上。1979年，城固县武装部在西舜城（汉王城）遗址植树造林时、挖出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长20.7厘米的白玉圭（有人称玉斧）。玉圭为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礼器，长条形，也称“珪”，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有差异。玉圭不仅是祭祀天地四方神灵的代表器，也是瑞信之物，因长短、大小、薄厚不等，象征身份等级不同！始取于新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石铲、石斧。玉圭是远古祭祀、盟誓的重要礼器，“朝觐礼见”时标明等级身份。此白玉圭长达20. 7厘米，是帝王级别使用之礼器，应是舜帝在紫金台（高土包）上燔祭所用玉器，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西汉刘邦初到汉中，就居住在西舜城，而后人们便习称西舜城为“汉王城”“赤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赢驷发动“巴蜀之战”，首先吞并了夏禹所立的褒国，实行郡县制，改褒国为汉中郡，郡治设沔水之阳（今汉台区），同时置成固县，成固县治设于“西舜城”。民国著名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容庚，1935年编著出版的《秦汉金文录》载：青铜戈铭文“秦成固戈”四字（出土于成固秦墓）；佐证秦惠文王始建汉中郡时置成固县无疑。南朝时成固是宋国边疆前线，宋皇帝刘裕令将县治搬迁至古蜀道的斜谷道口庆山后，以拒北方南下之敌；并取战国赵人著《荀子·王霸》“兵劲城固”，改“成固”为“城固”, 意为"城池固若金汤”。北宋崇宁二年（1103）迁县治于现址。明嘉靖县治即在今县城之地。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卷第七十一 》记：“汉丞相亮徙府营於南山下原上，筑汉城於沔阳，筑乐城於成固”。“南山”，即巴山；汉中人一直称巴山为南山，称秦岭为北山。“原”同“塬”，《说文解字》释：“原作厵，异体为原，表示水源、水流起头的地方”。“水流起头的地方”就是高处。即：诸葛亮筑汉、乐二城均在巴山北麓延伸地带汉江南岸四周平畴中部隆起的高处。唐张子容《乐城岁日赠孟浩然》诗：“更逢习凿齿、言在汉川湄”。“汉川湄”：汉水河畔的风情。佐证乐城亦在汉江南岸河畔高地上。

乐城地名贯古今

中国早期文明集中在中原一带，所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省有很多地名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比如河南舞阳，因位于舞水之北而得名，自商朝开始沿用至今，己有3600多年历史。再如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帝国”都城咸阳，距今2370多年，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渭水穿南，嵕山亘北，山水俱阳，故称咸阳；“咸”字意为“皆”、“都是”。另一种说法是：有人根据《史记》和秦都咸阳出土的陶文，认为商鞅在此置 “咸亨”、“阳里”，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两名合一取“咸阳”。历史上数千年而未改地名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南昌、邯郸、洛阳等均是如此。汉建安十六年（211），陕西略阳县氐族人杨茂搜，在甘肃西和建立了仇池国。前仇池国和后仇池国共立国386年，经晋至隋六个朝代，皇帝传位18人之多，南北朝时曾统辖陕、甘、川三省边境六郡十八县；开皇元年(581)被隋开国皇帝杨坚所灭，其仇池国所在地现名“仇池村”。地名作为文明之源，既是文明载体，又是诠释和传承文脉的历史源泉。“今人不识古时月，古月依旧照今人”。三国时诸葛亮筑于汉水之南高地上的“乐城”，今称“乐城村”，文脉相传，人文相承，地名近二千年不变，历史载体厚重；就连小到乐城村内的街道，至今仍延用三国时诸葛亮所定名“乐丰”！说明华复文化文脉有其顽强毅力及坚固精髓。明《嘉靖城固县志、卷之四.二十三里》名：“乐城（里）”；清《康熙城固县志.卷之一.里编二十有四》名：“乐城里”。里，属明、清地方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明、清“乐城里”行政名称一致，佐证乐城称谓一脉相承、延袭相续、并未变更“乐城”称谓。 唐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诗：

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

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

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

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

乐城的战略意义

汉中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接的中间地带，因此，成为三国曹魏和蜀汉双方频频用兵、争夺激烈的战略要地。汉中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山环水绕，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水木清华，峰峦叠嶂，河川、丘陵、平坝有利于农业垦殖。《华阳国志》称其：“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与天府之国的四川齐名。东汉末期张鲁谋士阎圃称汉中：“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言汉中：“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汉中是联系秦陇、巴蜀、襄樊的交通枢纽，得汉中者攻防俱便，可掌控军事主动权，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朝累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名相、抗金大将、民族英雄、地理学家张浚曰汉中：“实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汉中北居秦岭，南屏巴山，四面群岭环绕，峡谷纵横，石穴无数，地形相当复杂，构成了交通往来的巨大障碍。尤其是秦岭通巴蜀诸古道的河谷两侧，悬崖峭壁，嵯峨千仞，人马难行，“猿猱欲度愁攀援”；古人常在沿途凿山架石，铺木坂修建栈道。守军可凭借山险设置要塞，亦可烧绝栈道阻挡敌寇，能够起到以寡制众、以少胜多、“一人当道、万夫没开”的效果。宋代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国史院编修牟子才称汉中：“前瞰米仓，后蔽石穴，左接华阳黑水之壤，右通阴平秦陇之墟”。三国时蜀汉偏将军、曹魏车骑将军黄权认为汉中是“蜀之根本”。三国时蜀汉大臣杨洪称汉中为“蜀之咽喉者也”。刘备在建安十九年(214)占领益州后，曹操立刻意识到将威胁关中。为了不让刘备抢先夺得汉中，进逼秦陇，曹操迅速率军西征，打败了张鲁，控制了汉中；并派张郃领兵占领巴中，作为卫星城市拱卫汉中，巩固汉中要塞不受侵犯。刘备采取针锋相对策略，倾全力与曹操争夺汉中。经过一年多的的兵戈铁马反复交锋，终于迫使曹军撤退，获得了汉中。此后数十年间，汉中成蜀国之北大门，保障了蜀汉首都安全。北宋著名地理学家乐史称：“汉中实为巴蜀捍蔽，故刘先主初得汉中，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是以巴蜀有难，汉中辄没。自公孙述、刘备、李雄、谯纵据蜀，汉中皆为所有。氏虏接畛，又为威御之镇”。史实证明：汉中之得失，与蜀国之安危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诸葛亮有匡扶大汉的英雄气魄，有躹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人格魅力，有经天纬地的文韬武略；其精神、意志、智慧彪炳史册、穿越两汉、光照千秋、影响深远，其超众天才和人格修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签和名片。蜀汉皇帝刘备曰：“吾有孔明，好像鱼儿有了水”。东吴皇帝孙权曰：“丞相德威远播……”。曹魏司马懿曰：“诸葛亮乃神人也”。蜀汉后主刘禅曰：“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南蛮首领孟获曰：“诸葛亮是天神一般的存在，南中人对他充满了敬畏”。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筑汉、乐二城、移相府营寨于乐城，均在汉水南岸！显然是为了加强汉中防务、抵御魏军入侵。相府营寨是指挥中枢，设在汉水北岸赤土坡旁边的斜谷道口有缺陷：魏军依仗雄厚兵力，突破外围防御进人汉中川道，相府营寨即面临背水迎敌之不利局面。若是迁徙到巴山北麓的汉水南岸乐城，敌兵来攻时必须先涉宽4.2里的汉水，蜀军可趁半渡而击，或是乘其未列阵时发动进攻，陷敌于背水作战之窘境。此部署在防御守土为上策。与此前刘备率军入阳平关而后渡沔水于岸之南、依定军山势扎营垒寨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中盆地呈长条形，南北宽约40公里，东西长约110多公里；北踞秦岭，南㬚巴山，险岭连绵、峰峦叠嶂、“峻崿百重、绝壁万寻”、“连峰接崖、莫究其极”、“险关要塞、坎势险阻”，《汉书·地理志·梁州》载:“南山檀柘，号称陆(绿)海"；山地占总面积的85%以上，属军事要塞，十分有利于防守。三国时，蜀汉首都在益州（今成都），汉中是蜀汉的前沿阵地。得汉中，可北图关陇，南蔽巴蜀；固汉中，则固益州之咽喉，固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巴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蜀书•黄权传》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因此，镇守益州北大门之汉中，任务艰巨，担子很重，千万不敢疏于防范。

诸葛亮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深谋远虑，早知首都益州北屏汉中之战略要塞的重要性。于建兴五年（227）春上奏《后出师表》决定：主动出击、北伐曹魏、稳定后方、夺取关中。其《后出师表》之立论：“虽敌强我弱，但战争在人不在物……与汉贼曹魏势不两立”。向后主刘禅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之遗愿，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之大事！《后出师表》涉及军事态势分析，事关蜀汉安危！其忠贞、壮烈、大无畏气概，憾山动岳，超出了《前出师表》之要旨；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诸葛亮之坚贞不屈之意志！令读者肃然起敬。

《三国志. 后主传》记：“建兴五年（227）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诸葛亮到汉中后，设营筑寨、坚壁清野、垒堡造（烽火）台，将大批军队驻扎在“汉水之北的阳平、石马、赤土坡”。阳平地处沔阳西北汉水与嘉陵江间隔的分水岭之处，属于关隘，三山夾持，易守难攻，可以阻杀由陈仓道（又称故道、嘉陵道）南犯之曹冦。石马位于今汉台区之北，两山对立，壁仞千丈，“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褒河水穿谷而过，可阻杀由褒谷道而南下的曹贼大军于绝壁千仞之中。赤土坡位于成固之北，方15里，诸葛亮据其地形地势，在此没置了“奇门八卦阵”，可有效阻杀由褒谷驲路道、斜谷道、子午道而南下入侵之曹军。因此，诸葛亮统率十余万大军进驻汉中后，在七年之内从汉中出发六次兴师伐魏。有不少书籍载：诸葛亮当时汉中驻军约二至三万。实际是当时蜀汉的精锐部队大都驻军汉中，数量在十万以上。这从第一次北伐街亭战败后退还汉中斩马谡以谢众记载可知：“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晋书. 卷一. 宣帝纪》载：“建兴十二年(234) ，诸葛亮领大兵进入秦川；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酈之渭水南原”。司马懿给其弟司马孚书信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诸葛亮一生造就了不少传奇，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军事家、政治家、发明家、作家，诸葛亮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奇才，用兵如神，是怪杰、鬼才、魔师。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诸葛亮还是造诣颇深的“堪與（风水）学家”，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呼风唤雨、飞沙走石，其精研《奇门遁甲》（俗称透天机），并依据其原理，发明创造了“奇门八卦阵”，设置于成固东九岭的“赤土坡”。康熙《城固县志.古址》载：“赤土坡，在城北三十五里处，周十五里，土色俱赤，武候屯军于此”。至“建兴七年（229），诸葛亮又将设于巴山北麓的成固黄沙手工业作坊基地、后勤保障基地、粮食倉库（邸阁）等，迁往赤土坡附近的斜谷道南口，修建了“赤岸库”（邸阁）。邸阁为何又称“赤岸库”呢？《汉书. 高帝纪》：“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赤帝子即刘邦。东汉应劭注：“赤帝，尧后谓汉（王）也”。项羽封刘邦为汉王，赴汉中后即驻军于黑水（今湑水）岸边舜帝所筑的“西舜城”。此城因刘邦初到汉中时所居，后来人们称“汉王城”、“赤城”。邸阁大仓与汉王赤城同在黑水岸边相拒仅30里的上下游，自然称“赤岸库”。明《嘉靖城固县志》记郎中陈文冈诗首句就是：“赤城近在白云隈，联辔还看双璧来”。《读史方舆纪要. 卷五十六. 陕西五.汉中府》记: “赤崖，在府城西（东）北，亦曰赤岸。武侯屯汉中，置赤岸府库以储军资”。

《三国志.卷三十三. 蜀书. 后主传》载：“(建兴)十年（232），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黄沙在成固巴山北麓的山中，是诸葛亮驻军之粮倉，亦是诸葛亮制造武器和制作木牛流马的作坊之地。清《康熙城固县志.卷二》载：“黄沙屯，在黄沙水侧，诸葛武候之所开也”。《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上》:"汉水又东，黄沙水左注之。水北出远山，山谷邃险，人迹罕交，溪曰五丈溪。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载："黄沙水在县东四十里，有天分堰引水溉田“。诸葛亮将驻守兵卒、手工作坊、储备粮仓等从黄沙屯搬迁至斜谷道南口，既是挥师出兵很方便，又是粮草接济很及时，重点是中途不过汉江水。诸葛亮六出祁山、北图曹魏时就是挥师从斜谷道而北进，用木牛、流马运送粮草。《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载，“(建兴)十一年（233）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口）邸阁”。“邸阁”，是三国时军队储粮的大仓，通常设置在交通要道。平时积贮，战时便于就近取食。斜谷道口即今城固升仙口，赤岸库（邸阁）设于斜谷道口的刘营。东汉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王升《石门颂》曰：“斜谷之道，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乐，庶士悦雍。商人咸憘，农夫永同“。据传，当时斜谷道口的“邸阁”大仓，屯粮充盈，足可够十多万大军食用两年。诸葛亮在斜谷道口，不仅设有屯粮大仓，还设有木牛流马作坊，另设有大型武器制造作坊，由名匠蒲元主持。《诸葛亮别传》记:"亮尝欲铸刀而未得，会蒲元为西曹掾。性多巧思，因委之于斜谷口，熔金造器，特异常法，为诸葛铸刀三千口.....成，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虛落，若剃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可见，蒲元为铸刀“神匠”。

诸葛亮安排蜀汉军队从巴山北麓的黄沙屯，往秦岭南麓的斜谷道口赤岸库（邸阁）所运大米、小麦，除了汉中所产之外，还有从后方四川调运而来的不少粮食。待大军出征后，再由斜谷道口运往秦川。从后来诸葛亮北伐的情况来看：十余万军队在五丈原与曹魏军队对峙半年之久，从未发生缺粮现象。诸葛亮终于解决了历次北伐粮草紧张的问题。孔明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佐证蜀军给养充足、粮草丰盈。诸葛亮在乐城制定的“赏罚必信、科教严明、奖励农桑、与民生息、耕武缮兵、屯田积谷”的政策，使蜀国元气大升，开创了一派升平祥阳的丰乐局面。

在汉中盆地秦巴山区各关隘古道驻军布阵，诸葛亮仍延袭刘备、魏延之法，即“城池加围守”，并未改动。“城池”驻军重在汉中、武兴（今略阳）、南乡（今西乡）、镇远、留坝等县城，即借用旧有城池，利用交通枢杻之重要区位，若一方有警则各方迅速出击，策应歼灭。“围守”建造大都是在汉中盆地的四周山峰险岭、古道关隘之处修筑。《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姜维传》载：“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围守，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建造围守材料均是就地取材，一般是以土木筑堑壕、 围墙、营垒，外置铁蒺藜、鹿角等，坚拒敌人不得进入汉中盆地平川地带。沔阳之阳平关、成固之黄金戍、兴势山（两地之后划归洋县）等皆如此，皆有铁桶般坚实之牢固围守。“兴势阪，山形如盆，外甚险，中有大谷。汉建安二十四年（199），先主于兴势作营。其后武侯尝屯戍于此，为蜀汉之重镇”。《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姜维传》载：“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也”。宋元史学家胡三省曰：“围守，即魏延所置汉中诸围之守兵也”。南朝地理学家、史学家顾野王《舆地志》记：“石门在褒中之北，汉中之西，是为全蜀之险固也”。汉台区石门和石马坡，勉县阳平关，与成固赤土坡之“奇门八卦阵”驻军，与秦巴山中各关隘要塞之“围守”，连成一片，置烽火台，互相呼应，机动灵活、是为天牢。

但是，事物总有一分为二。诸葛亮用兵一生谨慎。假若敌人偷袭、或者四面同时进攻，汉中将东西难顾、南北有隙、首尾带瑕、芨芨可危！单靠汉江北岸阳平、石马、赤土坡驻军，在意外情况下有顾此失彼和背（汉）水作战不利之虑。成固前瞰巴山、后踞秦岭、左控荆楚、右扼陇青，位于商、周、秦、汉以来的三条古蜀道交汇之处，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从长安到巴蜀的子午道、斜谷道、褒谷驲路道，均要从成固的汉水之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通秦、连蜀”要塞五郎关通过，才能经米仓道通往巴蜀。汉水南岸无指挥中心和阻击据点，如果敌军突破汉中外围关隘进入盆地，就会手忙脚乱、疲于应付。于是诸葛亮决定筑汉、乐二城作为指挥中枢和汉水南岸之堡垒阻击据点。再加当时宽4.2里的天然屏障汉水，应对任何复杂多变的军事情况游刃有余，等于给汉中的扼守加上了“双保险”！因此，在西面汉水上游的沔阳南岸巴山北麓延伸地带要塞高地上筑汉城，可以阻杀经陈仓道、阳平关入侵之敌；在东面成固汉水南岸巴山北麓延伸地带要塞高地上筑乐城，可与汉水北岸赤土坡奇门八卦阵、沔阳汉城驻军，构成鼎立之势，互为犄角，成为天牢石穴而掩埋褒谷驲路道、斜谷道、子午道南下之魏㓂；同时亦可阻杀逆汉水而上之敌。使汉中壁垒森严、铜墙铁壁、固若金汤。后来姜维守汉中时撤离汉水北岸的阳平关、石马、赤土坡驻军以及四山之兴势围、黄金围、武兴围等四周山岭关隘驻军，单靠汉、乐二城驻守部队抵抗曹军，显而易见是下策！敌方困守围城、各个击破，蜀汉危矣！真是没有领会诸葛亮排兵布阵之要旨。可见姜维与诸葛亮的军事才干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十万八千里！多年来，笔者也一直从地理上疑惑诸葛亮为何在汉水南岸筑乐城？待“十天高速公路”通车后才愰然大悟、疑惑顿消。堪测高速公路是从科学角度出发，既要走最捷径，又要从地质结构最安全的“形和势”出发。乐城实为：“通秦连蜀”、“抌西待东”、“诱敌入（汉）水”、“瓮中捉鳖”之“十字路口”的战略要塞！诸葛亮依据秦代人发明的“堪舆学“（风水）原理，找到了“龙脉”圣地，确是致敌之“七寸死穴“！正如秦代堪輿学家在崇山峻岭、万豁千谷、连绵起伏的山川中寻到秦始皇陵之龙脉一样：将秦始皇陵定位于临潼“龙头“上。可见，秦代人创立的堪輿学（风水）奥妙深邃无比，普通人难以掌握和理解。

乐城周围营堡林立

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旷世济民。例如魏延献“子谷奇谋”之计未予采纳。诸葛亮在屯守汉中期间，以北伐为己任，亲自率军北图曹魏。公元228年春，蜀军准备第一次北伐时。《魏略》载魏延献计曰（译文）：“曹魏守护长安的大将是曹操的附马女婿夏候楙，年少无谋。魏廷愿意亲率精兵五千，背负粮食的军兵五千，从驻地褒中（石马）出发，沿着秦岭南麓向东，通过子午谷向北前进，不超过十天即可到达长安。夏侯楙不知攻取长安的蜀汉军队多寡，会弃城坐船而逃，魏延便可顺利占领长安，随即一举夺取潼关。曹魏纠集各地兵马反攻再夺长安和潼关，尚需二十余日。这段时间内、丞相您己率大军从斜谷道进发，与魏延所率一万军兵会师在长安。如此，则长安和潼关控制于蜀汉，我们以长安为基地，天下可定矣”。如此绝妙神计，诸葛亮却不予采纳，反认为此计不妥，不利因素太多，未必能如此顺利，怕万一被堵在子午道中，将陷于进退维谷之地，岂不全军覆没！最终诸葛亮选择了“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之策。确立了先攻占陇右作为进攻跳板的战略。敌军正是掌握了诸葛亮之谨慎特性，子午道北口几乎无兵把守。失去了一次大好机遇。之后，三国司马懿评论魏延子午奇谋：“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晋《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诸葛亮：“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明代诗人王时熏感叹：“高叠山峰一洞穿，奇兵独出将旗寒；可怜前后出师者，此计当年失魏延”。唉叹！唉叹！弱势的蜀汉，只有出奇兵方有胜算把握。这也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均无功而返的本质原因。这也是曹魏邓艾借鉴魏延之计出奇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伐林为径而夺取益州歼灭蜀汉的捷径。诸葛亮借鉴春秋战国时秦惠文王䇔驷先夺取巴蜀和褒国（汉中）的经验，缮兵强国，待粮草充盈、蜀汉富强再夺取天下！后《出师表》战略伟岸无隙，却没有秦惠文王赢驷的胆略、魄力、手腕。秦惠文王11岁一怒可杀30多人；诸葛亮斩马谡还要“挥泪”。秦惠文王敢车裂秦国大功臣、其父秦孝公免死的商鞅；诸葛亮华容道还要给关羽留人情放曹操。秦惠文王用计“石牛屙金”，伐蜀还要蜀国把道路给修建宽广；诸葛亮伐魏就做不到让曹魏给把斜谷道加固加宽。故，秦惠文王和诸葛亮同样是先得巴蜀和褒国（汉中），而䇔驷在其第六代孙秦始皇赢政成功一扫六合、天下一统；而诸葛亮非但没有一统天下、且蜀汉早亡。再加诸葛亮用人不当，致死后蜀汉内讧不断。杨休杀死智勇双全的魏延……姜维撤掉沔阳、阳平、石马、赤土坡、斜谷道口等扼守驻军，蜀汉就走下坡路了，安有不亡之理。后人扼腕长叹于事无补。这也算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可见，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故以乐城为轴心，在其前后左右筑营垒堡、建寨坚壁、驻军联防、浇铸铜墙铁壁之防线，围绕保卫丞相府指挥中心乐城而排兵布阵，竖旗列势。乐城南设谢家营、口头营、龚家堡、张家营、南坎营、韩家营、舒家营、汪家营、湑家营、胡家营等；乐城北置包家营、范家营、王家堡、曾肖营、张营、吴家营、沙河营、郑家营、孟家堡、淡家营、周家营、饶家营、杜家营、舒家营、孟家营、黄家营、鶴鸣营、熊家营、谢河营、张家营、杨家营、杨西营、李家堡、万家营、方家营、刘营等；乐城东筑余家营、徐家堡、王家堡、杜家堡、董家营、唐家营、余家营、湖广营、袁家营、叶家堡、胥家营等；乐城西建王家营、吴家营、江西营、肖家寨、坡树营、胡家营、宗营、大营、小营等。并有烽火台为号，互相策应，互为作用，真是步步为营、谨慎布控、超前设计、防患未然、铁环连堡、严密无隙。孔明非但汉中前线设营垒寨，在蜀汉政治中心的四川各地亦是如此。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三国之际，营、寨、堡在四川随处可见。川北巴州有石城、雪峰、鹰嘴、高眉等21堡；通江县有马鞍、花石、船头、黎树等51寨；南江县有诸葛寨、柏林营、两河口堡等26处；阆中县有唐清、全子、章溪等62堡；南部县有思依等118堡；广元县有焦坝等37堡；昭化县有曲回等24堡。真是营、寨、堡林立壁垒。《晋书》记：司马懿赞诸葛亮：“天下奇才也”。连对手也不得不佩服诸葛亮“乃为神人”！

出土文物佐证

城固乐城村可以说是：乐城遗址文物比比皆是、遍地都有、随处可见。一是三国乐城之东汉砖，从许多住户的墙壁、园落、菜地等随拍部分。

二是三国乐城丞相府之特大柱顶石：目前出土发现六个，高33厘米，径55厘米，对角69厘米，石质为带筋纹的青石；普通百姓建筑材料没有如此大直径的柱顶石。

三是石鼓形柱顶石，目前出土共四个，本人收藏到两个，镇政府中门两边另有两个；毎个高58厘米，径45厘米，清末时出土于乐城村。

此四个鼓形柱顶石（有学者言是丞相府五虎上将参与议事时坐墩，仅缺一）雕刻风格雄浑大气、粗犷豪放、遒劲秀逸、线条精致、十分养眼，尤其是“圆钱形”纹饰图案时代特色突出，别具一格，雕琢精细、工艺老道，应为当时诸葛亮在修建乐城蜀相议事厅内之柱顶石。“斧凿间犹觉汉风扑面，品味中赞叹艺术生命”。20世纪90年代，陕西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神木县大保当m20墓出土一件汉代门楣画像石，上面亦雕琢有串连式圆钱形纹饰图案，佐证圆钱形纹饰图案在东汉已广泛应用，此汉代圆钱形纹饰门楣画像石陈列展出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东汉圆钱形纹饰石雕全国出土较多，山东、四川、山西均有。此四个蜀汉石鼓型柱顶石地城特色突出，把中国南北过渡地段汉中域地的文化表现的淋漓尽致，对研究岭南东汉文化、雕刻、美术、民俗、装饰、建筑艺术等具有一定意义和文物价值。中国最早的石鼓称为陈仓石鼓，属中华九大镇国国宝之一，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发现于凤翔府的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石鼓共10个，每个高二尺，径一尺多，重约一吨，上面均镌刻有 "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为 《猎碣》石 。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的一段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篆书诗文之祖，创中国文物史之奇迹。唐韩愈著有《石鼓歌》。此10个石鼓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四是乐城村有大量当时乐城铺设街道的石条，褐红石、青石、麻白石等均有，应为巴山北麓就地取材。乐城村街上的明清民国建筑再雕琢细加工后使用不少，四周村庒的清和民国建筑亦有使用，当地人卖给外地人也不少。

五是乐城之半环形石条所砌圆形水井，直径大到1.3米，罕见；为成固境内最大水井！连同砖砌水井乐城村共有五口之多。佐证三国时乐城内驻军众多，人马饮用水耗量巨大。

一言一蔽之：乐城村即为三国时诸葛亮所筑之乐城。是历史可追溯到近两千年的军事要塞，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古城遗址。在三国时曾为巴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传承着中国南北过渡地段的文化特色。乐城遗址所出土的柱顶石、汉砖、石条、现存水井等，见证了古乐城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等丰乐繁荣，承载着风云激荡、兵戈铁马、挥斥方遒、韬略运畴等厚重历史，让世人能够穿越时空随道，感受近两千年前的一幅幅激荡画面、一阵阵风云变幻、一柄柄剑戈飞舞的风彩……诸葛亮在乐城开创了一派“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的丰乐、乐清、乐丰局面。乐城，是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乐城，演义着华夏圣地的角色；展现出一幅幅浓墨重彩、可歌可泣、憾鬼神、泣天地的画卷！乐城，是传奇鬼才诸葛亮之根据地，居此，六出祁山，北伐曹魏、升平祥阳；且以此为中心，在秦岭南麓的斜谷道口建倉屯粮、垦田耕武、劳军备战、铸刀造枪、煆戈制戟，绘蜀汉宏图、造木牛流马、布八卦奇阵、秦巴擂鼓、汉水放歌……文化传承没有时代界限，人类对智慧追求永无止境，特别是对“高风亮节、足智多谋、德才兼备”的战神、鬼才、卧龙，更是神驰魂萦、肃然起敬、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皇家赞其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士子颂其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百姓拜其聪，“智慧超群，无所不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论文说武、发明创造、廉洁修身、排兵布阵，总绕不开孔明。近两千年来，无数华夏儿女，更是感慨万千、神驰魂萦、五体投地，赞其功盖天下，颂其日月同辉。明代皇帝朱棣情不自禁曰：“昔云南僻在万里，山川险固，历代罕有能平，惟诸葛孔明以天下英才、忠信智谋，南征北伐，功盖一世，遂艾夷之。循至后世，叛服不常，莫能制驭”。

乐城其它两名的来历

漫漫岁月长河，悠悠历史文化，乐城又出现了“南乐堡”和“上元观“两个域地之名：

南乐堡。此名与明代末期当地乡官（现村支书或村主任）张凤翮有关。对于古人，今人本不欲议论，实在绕不开仅略作说明，让读者去窥管见豹。《明史.卷二百九十四.忠义六》记张凤翮之全文：“乡官张凤翮，字健冲，天启五年（1625）进士。崇祯中（1637）官御史（现中纪委七品官）。极论四川巡抚（现省委书记或省长，二品）王维章贪劣，而请召还给事中章正宸，不纳。出按云南，还朝，言：陛下议均输再征一年，民力己竭，讨贼诸臣泄泄沓沓，徒糜数百万金钱。帝纳其言，敕兵部飞骑勒熊文灿进兵，而张献忠已叛矣。十五年（1642）迁浙江右参政（现省纪监委书记，五品），未任而罢。贼陷城（固），协之仕，不屈死（1643年，44岁）”。首先，张风翮的这个年龄应该是基本准确的，其并非退休回故乡养老人员。明朝廷规定：“超过40岁不能入翰林，超过38岁不能当御史”。张风翮“祟祯中（1637）官御史”。按最高年龄38岁计，出生于1599年；崇祯“十五年（1642）迁浙江右参政、未任而罢”。等于开除回原籍任乡官是43岁，1643年被李自成起义军所杀时44岁。据正史记载佐证：其人修养和人品不怎么行。可以归纳其一生：张凤翮26岁考中进士，一直在中央督察院（现中纪委）工作，38岁任御史（七品）。张凤翮到云南巡按时仅路经四川通过，既没深入调查、又没铁证如山、只凭道听途说，回京后却上奏弹骇四川巡抚（现省委书记或省长，二品）王维章贪腐劣绩。朝廷自然不与采纳。其实，四川巡抚王维章是个才高八斗、德高望重、文功武略的省级“一把手”，在四川担任副巡抚期间就政绩卓著。据有关档案记载：崇祯五年（1632），永顺土司宣慰使彭元锦被人谋杀，他的孙子彭弘澍继位。酉阳土司趁机联合保靖土司以缉拿“真凶”为借口攻击永顺土司，永顺新任土司彭弘澍上奏朝廷请求处理解决此事。明朝廷接报后立即派湖广和四川10名省级官员查勘。但是，酉阳与永顺土司之间既是姻亲又有宿仇，因此整个事件错综复杂。明朝廷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最终秉持“不治之治”策略而结案。

其“不治之治”策略，正是四川巡抚王维章提出！顺利处理了酉阳土司与永顺土司之间的矛盾。朝廷上下好评如流。在永、酉土司纷争事件中，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王维章注重调查研究，深入永顺、酉阳、保靖三土司内地反复调查了解实情，分析原因，归纳总结，找出矛盾核心，解开症结，最后奏本：“永、酉二司分辖楚蜀，其地则唇齿相连，其人亦姻缘世结，但喜怒无常，惟强是现……急欲仰声国法以杜邻祸，杀戮之奏所自来矣；奏请以不治之治之策决之……”。王维章此看法符合事实，有理有节，能见度高、操作简便成效甚著；对永、酉二司关系及情形态势分析透彻，事实准确，策略得当；对事件本质具有独到见解，对处理事件属棋高一着的神妙高招。最终在朝廷协调下，永顺土司与酉阳土司以“双方签订和解盟书”得以解决。当时还是副职的王维章给皇帝奏本采取“不治之治”策略，体现了土司制度下中央与土司（地方）的权力分配。朝廷的“不治”留给了土司“自治”的空间，朝廷的“治”强化了朝廷对土司的掌控以及处置事件的决断能力，其“不治之治”策略，彰显了国家治理能力，体现了明朝管理地方土司的政治智慧。对土司制度、权威决断、朝廷运筹等具有重要意义。张凤翮无的放矢之奏本弹骇四川巡抚王维章自然蒼白无力，朝廷当然不与采纳。

崇祯十五年（1642），张风翮升迁为浙江右参政（现省纪委书记，五品）。但是，由于张凤翮其人其德其节其操有问题，朝廷中可能有人上奏（奏折我还未查出）而调查核实后“未任而罢”！等于给了现“双开”处分！但又留了个尾巴：遣回原籍任无俸禄的乡官（现村长或村支书），以观后效。1643年，在任原籍城固唐家营乡官期间，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城固县，让张凤翮为起义军服务，其不从，便把他与城固县长司五教一起杀了，时年44岁。

那么，一个无俸禄的乡官为何又能载入正史呢？因张凤翮不愿为李自成贼窛服务，算是忠于朝廷，故把他放在明史“忠义条目”卷中记载下来了。

据传：张凤翮在当地任“乡官”期间，号召当地群众修建了避匪之患的“南乐堡”，故“乐城”有了“南乐堡”之称谓。实际是：张凤翮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贪天之功归已有”。把东汉末期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修筑的乐城，巧立新名改成南乐堡！而摈弃了诸葛亮“乐城”之称谓、窃取了诸葛亮之“原上”（高处）筑乐城之功，标为自已高处筑“南乐堡”！篡改了史实。张凤翮崇祯十五年（1642）被朝廷开除还乡至崇祯十六年（1643）被李自成“贼寇”所杀，其间仅数月，根本没有时间筑一座宏伟的城池！诸葛亮当年筑乐城从229年至231年，调动数万兵力，用了近三年时间筑成。显然张凤翮没有这个能力！只是巧改“乐城”为“南乐堡”之名罢了。也许其建议当地政府率民清理过乐城护城河、修理和修缮过城墙、城门楼等 ，这是有可能，亦是符合实际。

此说不是空穴来风。无独有偶，张凤翮在任御史期间，就有“贪别人之功为己有”的前科。他在乡民中标榜自已曾向皇帝建议：“改粮均输、以济军食”。实际是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而皇帝采纳之。《明季北略. 卷十三》载：“杨嗣昌建议均输：群盗盘踞江北，廷议大发兵。计臣苦于无饷，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因改粮为均输，以济军食。因加赋二万两。下诏曰：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并非張凤翮建议而帝纳“改粮为均输、以济军食”。

第三件是张凤翮对故里人宣称：（城固）县治街道所立石牌坊，学名“恩荣坊”，是崇祯皇帝为旌表其母于祟祯十五年（1642）所立。牌坊竖刻“恩荣”二字，横刻“南国文宗”四字，均为明代禅宗书法家董其昌所书；其高9.9米、宽9.3米。张凤翮撒弥天大谎却不知“董其昌1636年已逝世”！死后6年之人怎么会复活写字呢？况且，《明史·列女传》中共记载了 265 位明代受旌表的民间忠孝、节烈妇女，根本没有城固一名，更不要说崇祯皇帝旌表其寡母周氏了。另外，崇祯十五年（1642）是张凤翮“走麦城”时段，受到朝廷“双开遣回原籍任乡官”处分，皇帝还会“恩荣”其寡母吗？“恩荣”意为：受皇帝恩宠的荣耀。这个词在汉语中用来描述一个人：因为受到皇帝的恩赐和宠信而获得的荣誉、地位。哪么，城固“恩荣坊”是谁立的呢？实际是：历代皇帝中历史知识最充盈的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旌表城固出生的三皇五帝中“文明之元”舜帝而赐所建！于1606年让董其昌（51岁）书“南国文宗”四字镌刻其上。《尚书》载：“德自舜明”、“文明之元”，旌表“中华文化三座里程碑之一的创立者”舜帝是名符其实、顺理成章！怎么会是旌表张凤翮其寡母呢？其恩荣坊当地文人称“尊祖崇圣坊”，百姓称“石牌坊”。所用石料为皇室主管官员选择浙江青田石，由杨州工匠雕琢立体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花卉草虫，工艺精湛、打磨老道、光润如玉、形态各异、巧夺天工、栩栩如生，确为一座艺术珍品。令人赞不绝口、流连忘返。榫卯结构，雕琢成型后逆长江和汉江而上，漕运至城固，然后人工搭架、采用复式滑车、悬吊衔接耸立县治正街。

张凤翮母亲周氏于崇祯十四年（1641）也确实给自已建了一座牌坊，上书“完节”二字，立于三铺（浦）。但当年不知什么人给砸损了。“三铺（浦）”在县治东边、现城固师范附小前。明《嘉靖城固县志.卷之二.建置志》载：知县杨守正上任的第二年（乙丑）春，将邑之东隅文庙儒学前、居民百余年“积岁取土、深至丈余、阔至百步”的大坑充分利用，扩建坑旁“黉宫正路，坊、艺、木于路之两侧，引水灌池，内植荷莲。池之四周，密栽蒲柳为障（景）。由正路而入，远眺宫（学宫）墙，霭霭秀蔚、诚奇观也（称三浦园）”。等于建成了一个城区小公园。把城内及西门外共六座小石牌坊（高3.9米左右）全部移于黉宫正路两侧，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清《康熙城固县志.卷之二. 坊市》记：“旌节坊，三铺（浦），为都御史张凤翮母周氏建”。上书“完节”二字的贞节牌坊与朝廷旌表的“恩荣坊”是两个概念、两回事、在两地。“完节”意为：保持贞节或保全节操，立三铺（浦）；恩荣坊所刻“南国文宗”意为：岭南地域（国家）的文明之元；䇯立于县治衙门前的正街。“三铺（浦）”儒学前另有一座石牌坊，上书“文明”二字。康熙时“完节”和“文明”两牌坊均“久废”。康熙五十六年（1718），知县王穆捐俸银，把久废的“完节“和“文明”两坊合二为一重建一坊，座北朝南立于新街口，南向额刻“黉宮正路”四字，北向额（还是原）刻“文明”二字。此坊清末已废。

第四件是张凤翮给乡亲们说：他给明崇祯皇帝建议”丁随粮行"被采纳。明朝根本没有实行过“丁随粮行”的税务改革制度！实行“丁随粮行”是清代康熙五十年（1712）才试行，与明代无关。而且“丁随粮行”的建议是清康熙四川提学道（使）曾王孙给清朝廷奏折建议，根本与张凤翮无关。

曾王孙，顺治戊戌科进士。康熙时曾任陕西汉中司理（现法院院长），后官至四川提学道（使），负责教育事务，正四品。宦迹到处，皆有惠政。曾王孙任汉中司理期间，看到沔县试行“丁银随粮行议”的税征法。经总结、提炼、加工后，便向康熙朝廷上奏“丁随粮行”。明确提出了“丁课均入田税”的建议。康熙试行，雍正皇帝正式推广“摊丁入亩”征税法。把各种徭役免除，以土地多寡征收赋税。曾王孙奏本说：实行“丁随粮行”，或曰“摊丁入亩”，有三个好处：买田的人增加田赋随着增添丁役，则卖田的人粮去丁也去，没有包赔的痛苦；以粮派丁，官吏不能放去富户，只差遣贫户，使吏治澄清；无税粮的人口不再受丁银的拖累而四处逃窜，这是“穷变通久之道”。于是，清康熙五十年（1712）朝廷试行了“丁随粮行”（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雍正皇帝全力推广。人丁没有赋税，极大促进了中国人口猛增。乾隆六年（1740）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七年（1790）人口突破三亿，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突破四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40%（1830年全世界人口10亿），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基础。

顺便说一句：张凤翮一生亦没有任过“三吴学政”、“江西巡抚”、其他省“中丞”等职，他从考中进士一直在督察院（现中纪委）工作。明代秦巴山中的城固识字文化人较少，其在故乡群众中吹嘘自己“任过学政、当过“巡抚”、走马上任过“中丞”。明代巡抚和中丞为现省委书记或省长，正二品；其未上任浙江省五品纪委书记都被罢免了，怎么会任二品官职呢？纯属子虚乌有！清康熙《城固县志》记：张凤翮“为人倜傥”。佐证张风翮说话办事亳无拘束、口无遮拦、任马由疆，是个华而不实的风流才子。明代时秦巴山中信息不对称，群众也不了解其在外地真实情况，再加之其回原籍仅数月而被杀，人云亦云，以谬传谬，在所难免，甚至把谬误也记入了清康熙《城固县志》（康熙城固县志错误很多）。张凤翮在督察院工作期间派镇江去监考过，派到江西、云南等省去巡按过，这确属事实。但绝对没有任职过某省巡抚或中丞此类正二品官职。

南宋·朱熹诗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本清源，许多史实佐证：张凤翮其人其节其德其操较差，好出风头、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张扬虚伪、标榜自己、欺世盗名，其修养和人品不过关。这也许是朝廷为何要“罢免”“双开”张凤翮的缘由之一吧。

上元观。清《康熙城固县志. 卷二》载：“上元观，西二十里，（明）隆庆间修“。陕南远古中古近古一直是“神权至上“，意识形态一直以“君权神授”或“天授君权”占主导地位。加之东汉末期道教第三代天师张鲁在此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五斗米道，雄据汉南三十年，道教寺院遍布汉南，人们以道教寺院之名、称地域之名习以为常，使上元观道教寺院之名流行普及，延至今日，且镇政府也以上元观名冠之设于乐城村。

唐张子容《乐城岁日赠孟浩然》诗：

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

插桃销瘴疠，移竹近阶墀。

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

更逢习凿齿，言在汉川湄。

乐城村：远看一幅画，近看一首歌。

2024年7月24日

作者简介: 方鹏霏，退休新闻工作者，陕西省作协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在有关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2000多篇，荣获中、省、市有关报刊各类征文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20多次；出版发行有54万字的散文集《秦巴揽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