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袭警案:西岱岛上的枪声,与“生无可恋”的法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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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9-08 08: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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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9年10月3日,法国巴黎,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了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警察总局,致4名警员死亡,袭击者目前已被警方击毙。视觉中国 图
10月3日中午,巴黎市中心传出数声枪响。令人惊诧的是,它发生在巴黎警察的“大本营”、一个原本被认为最安全的场所。在位于西岱岛上、与巴黎圣母院毗邻的警察总局内部:一名行政人员持刀攻击同事,造成四死两伤,其本人也被当场击毙。
这是又一次恐袭吗?
据法国媒体第一时间公布的消息,行凶者名叫米卡埃尔·阿尔彭(Mickaël Harpon),现年45岁,来自海外省马提尼克(Martinique),自2003年起进入警察总局工作,是情报处的信息技术员,属于级别较低的文职人员,不属警察编制。3日中午,他在警察总局内持一把陶瓷厨用刀,先刺死三名男性警察;随后在下楼过程中,在楼道攻击两名女同事,造成一死一伤;跑到警察总局的庭院后,又刺伤一人。在那里执勤的一名年轻警察,在三次示警无效后,使用突击步枪将其击毙。
单论情节而言,这一事件并没有什么惊天之处。但多次遭受袭击的法国,外界最为敏感的神经就是——“这是又一起恐怖袭击吗?”
事发之后,当局最初的怀疑方向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冲突引发血案。因为凶手有轻度耳聋,和人沟通略有障碍,而且有同事说他性格较为“封闭”,是“极客”类型。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在事发后迅速表态称,当事人没有任何“令人警惕的迹象”或是“行为异常”。而警察工会也在第一时间声称,这是一起“人性悲剧”、“可能在任何机构、任何工作场所发生”。
但很快,法国媒体就报道,凶手在18个月前(随后又发现其实已经长达十余年)皈依伊斯兰教,这无疑让人浮想联翩。而事发当天对其住所进行搜查后,警方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米卡埃尔有极端化倾向的证据,既没有效忠伊斯兰国的视频,也没有留下遗言。然而随后24小时,调查人员逐渐发现了一些疑点,例如据媒体披露,多名同事指认,他在当年《查理周刊》血案发生后曾说过“干得好”,对恐怖分子流露同情;并曾在Facebook上转发一篇文章,其中认为法国是欧洲最为敌视穆斯林的国家之一;另外,他还曾因为拒绝向女性同事问好而引起上司注意及询问。
如果说这些迹象还不足为据的话,最接近直接证据的或许是,他使用的凶器是一把安检仪器无法检测到的陶瓷刀,而且据媒体报道,是他事发当天上午刚刚买到的。在行凶之前,他和妻子频繁发短信,提及买刀之事,而后者的最后回复,则是颇为不祥的“只有安拉才能审判你。真主至大(Allahou akbar)”。而在法国经受的历次恐袭中,“真主至大”几乎已经成为恐怖分子的标配口号。
在种种令人不安迹象当中,10月4日晚间,法国反恐检察机关正式接手调查,案件已经从最初的“故意杀人”方向,转移到恐袭性质。接下来的主要问题是:他究竟是一只“独狼”、还是有一个地下网络对其进行支援?尤其是,虽然行凶者本人没有案底、也没有被进入敏感人物监测名单,但他接触的人群中,的确有法国警方已经盯上的人物。
如果此次袭击的恐怖主义性质最终能够坐实,恐怕将使得局面更加复杂:一方面,这意味着极端主义思想能够渗透进安全机构内部,比单纯的上街持刀砍人更加危险(此次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最紧张的不是反对党大加指责,而是究竟有多少反恐机密信息通过这个低阶文职公务员泄露出去);另一方面,原本就笃信“法律与秩序”、政治立场右倾的军警部门,可能会滋生对穆斯林同事的不信任感,甚至发起一场内部“猎巫”运动,从而激发出更多不稳定因素。
“生无可恋”的法国警察
除了本身的恐袭色彩之外,对于法国来说,这起袭警案的发生时机简直不能更糟糕。事发前一天(10月2日),两万多法国警察刚刚走上巴黎街头,抗议工作条件恶化、压力过大,导致警队士气低迷。这是自2001年之后近二十年来,法国警察首次大规模街头示威。本应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走到他们的对立面,也让外界为之瞠目。
这种士气低迷最直观的反应,是近一年来,法国警察自杀成为一个愈演愈烈的问题。据法媒统计,2019年的前9个月中,法国已经出现49例警察自杀事件,平均5天一起;而2018年全年一共35起,大幅攀升已成定局。
放在最近一年来的大环境中,这种“警察自杀潮”不难得到解释:其中最大变量因素,便是自去年11月以来经久不息的“黄马甲”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社会经济肇因,固然有不同层面的解释,但在社会秩序的现实应对上,法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给军警力量层层“加码”,确保治安无虞。但这样一来,军警在近年来编制规模缩减的情况下,被迫承担更多的治安任务,工作强度加大,受攻击风险升高,调休难以保障,加班费被拖欠,不可避免地导致士气低落。
除此之外,更为致命的一点是,和海外作战行动或国内反恐行动不同,因为社会经济因素诱发的频繁社会冲突中,法国警察的职业尊严感被大大削弱,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来自同胞的攻击和谩骂。应对“黄马甲”导致的工作压力加剧和条件恶化,叠加在早已有之的社会敌对情绪上(例如“死警察才是好警察”),即便完成任务,也无人喝彩。最典型事例是,此前一名退役拳击手在示威活动中同警方对殴,打得警察狼狈不堪,虽然当局强力谴责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在民间、尤其是社交媒体上,这名退役拳击手俨然成了英雄,还有人发起众筹予以接济。而当这一波警察自杀潮逐渐形成气候时,许多“黄马甲”抗议者在街头一线对警察的挑衅话语,便是“你怎么还不去自杀?”
在这种背景下,近50名警员的自戕,虽然未必每一具体个案都能同当下社会冲突直接挂钩,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压力传导到最薄弱环节的后果。此次巴黎警察总局内部袭击事件刚刚发生时,各方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工作环境中人际冲突所致,也同样隐含了这一背景,而马克龙推迟外省行程,专程到现场视察,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担心这一事件紧随大游行之后发生,会导致警队士气雪上加霜。
更加吊诡的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在连续的社会冲突中,法国警察作为强势一方此前被千夫所指,尤其被指控在应对“黄马甲”抗议运动中滥用武力,最典型者,则是警方频繁动用发射橡胶子弹的LBD 40镇暴枪,迄今已经造成数十起严重伤害事件,其中不乏失明、断指等永久致残案例。在受害者控诉下,警方表示会进行调查,民权组织和司法界也多次呼吁禁用LBD镇暴枪,但迄今为止并无成效。
有社运研究者指出,这种枪械最初用于配备打击刑事犯罪的“反犯罪大队”(BAC),随后在21世纪前十年间逐渐泛化到诸如“共和国保安队”(CRS)等公共秩序单位,但“身怀利器,杀心自起”,面对近十年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军警部门愈是轻易地动用手中利器,反过来也愈发激化社会矛盾。执着于强力手段的结果,是最后军警成员自己也成为这个“螺旋式下行”的牺牲品,仿佛成为“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的一个现代谶语。
当“蛋袭”已成往事
大约十二三年前,当时我刚来法国读书不久,有一天路过蒙巴纳斯大道,看到一大群人吵吵闹闹地聚集。走近一看,原来是邮局员工在示威抗议,而一队防暴警察在维持秩序。我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发现其中逻辑其实并不复杂,不外乎是示威者想堵路,封锁蒙巴纳斯大道的交通,而警察则要疏通道路。
然而,这个简单逻辑却用一种戏剧化方式表现出来。首先,警察已经在大道远端设置路障,提醒车辆绕行,因此这段路上并没有汽车被堵,与其说是交通要道,不如说是一个清理之后的空荡舞台。示威者其实明知不会起到阻塞交通的效果,但仍然要用这种方式表达抗议。
其次,员工针对邮局有一系列“暴力”抗议活动,但这种情况下警察并不干涉。我印象最深的,是示威者准备了许多鸡蛋来发泄愤怒,一声吆喝,蛋如雨下,邮局橱窗和大门上涂满了黏乎乎的蛋黄蛋清。而警察则袖手旁观,只有当示威者进入公共道路时,才会出手干涉。
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这种干涉的方式。此前示威人群已经阻断了道路,而警察选择的“入场”方式,是从人群远端开始进行“挤压”,即一队警察用盾牌和身体的力量,慢慢推示威人群离开道路,而示威者同样用自己身体的力量进行对抗,虽然现场大呼小叫(无疑伴随着咒骂),但没有打斗,没有棍棒,没有催泪弹,没有橡皮子弹,双方就这样缓慢地“较劲”,彷佛一场变相的拔河比赛。
更有意思的是,当这场“拔河比赛”进行到半途,示威者已经被推到道路中线附近,突然一声令下,双方几乎同时“收功”,警队队长和示威者首领凑到一起商量,其他人原地等着。我距离几十米开外,自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想来不外乎是评估态势、讨价还价,但这次“谈判”显然没有成功,因为两分钟后,同样一声令下,双方又立刻挤在一起,依旧大呼小叫,直到警察将人群缓慢地全部“挤压”到人行道上,封路行动宣告“失败”。
如今想来,这场十二三年前目睹的短暂街头“镇压”,或许是我所知道最田园牧歌式的“镇压”了。它以一种剧场化的方式上演:示威者说我要封路,但实际上我也知道不可能真的成功,封路本身只是一种象征性抗议;而警察说我要驱散你们,但也只动用了程度最轻微的身体暴力(如果勉强能称之为“暴力”的话)。当晚的电视画面中,无疑会出现双方貌似“一团混战”的短暂画面,示威者以此表达决心,警察则顺利完成任务。但这与其说这是一场“对抗”,不如说是一种“共谋”,而这种默契,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运动逐渐磨合、逐渐“日常化”的产物。
然而,短短十二三年后,这一幕场景看上去已经仿佛茨威格笔下“昨日的世界”,或者说,我曾看到的,或许正是那个昨日世界行将落幕的余绪。彼时,社会冲突虽然存在(尤其是族群矛盾痼疾,如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烈度却远远不如今天。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进程遭遇严厉批判,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势头迅猛上升,民族国家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既有模式(如法国)的社会冲突,也失去了原有的仪式化、剧场化一面,更加凸显出短兵相接的“硬核”暴力色彩。尤其是恐怖主义及其“内生性”特征(无论是法国的刀客还是美国的枪手),模糊了国内与国外、平时与战时、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或者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术语来说,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被赋予了“敌我矛盾”的性质。
而伴随这种趋势,几乎在全球范围内,从美国到以色列,从俄罗斯到土耳其,都同样呈现出更加依赖军警等安全力量的势头,“警察暴力”问题也随之凸显。原本就高度依赖军警的威权国家,无疑更加依赖;而即便经受过上百年社运洗礼、形成既定规范的国家里,随着政治极化与民意涌动,也在往相同方向上摆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即便在以“做事规矩”著称的德国,近年来每年警察暴力事件也超过万起,而其中80%都没有被官方记录在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微观层面,针对警权滥用的道义批判当然不乏意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道义批判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正如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批判,也不能仅仅用圣战分子“愚蠢”或者“走火入魔”来作为总结陈词。一个失序的时代,或许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持久;而秩序的追寻和重新建立,或许也比期待的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