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叶诗派部分诗人的诗歌创作构成影响的西方现代派诗人有哪些_奥登的诗歌中英对照

本文目录一览

• 1、当代美国诗歌流派和技巧
• 2、新古典艺术与浪漫主义在艺术主题与风格上的差异
• 3、1919到1949的中国诗人
• 4、对九叶诗派部分诗人的诗歌创作构成影响的西方现代派诗人有哪些
• 5、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受到许多外国诗人的影响其中主要有

当代美国诗歌流派和技巧

当代美国诗歌流派和技巧

爱默生主张应“根据诗歌内容创造诗歌形式”。但是，纵观美国诗歌史，人们会发现美国诗歌所表现出的，却是与爱默生观点截然相悖的创作倾向，即根据诗歌形式决定诗歌的内容。爱默生鼓励美国诗人，在思想和诗歌的创作内容上尽可能地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然而，即使是他的追随者、写作风格最接近于他的诗人惠特曼、狄更生也摒弃了这一诗歌创作理论。美国诗人们不断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新颖的形式，来表现他们各自的诗歌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诗歌更反映出这种与爱默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潮流。在西方诗歌史上，惟有美国诗人是如此自欺欺人地坚持自己所谓的诗歌创作的形式分野，在诗歌史上，这场近乎滑稽的“封闭形式派”与“开放形式派”的论争，实际上代表了两派诗人精神境界和思想观点的对抗。封闭派认为，诗歌的形式应严格遵循格律规范;而这种形式规范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与实际生活经验无关的规则。开放派则认为，自由的诗体和充分的自信更能有效地表达现实生活的纷繁混乱。然而今天我们再来回顾当年对立的两派，却发现他们有着一个共同之点，即对现实生活的纷乱所表达的深切忧虑。

1945年前后，美国诗坛上涌现出的重要诗人有：罗伯特·潘·华伦、理查德·埃伯哈德、西奥多·罗特克、伊丽莎白·比肖普、罗伯特·洛威尔、约翰·贝里曼、德尔莫尔·贾雷尔、理查德·威尔伯、查尔斯·奥尔森以及罗伯特·邓肯。他们的前驱是一群才华卓著的美国诗人，如：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弗罗斯特、庞德、艾略特、莫尔、威廉斯、斯蒂文斯、兰塞姆、杰弗斯以及三位稍后的诗人：肯明斯、哈特·克莱恩和艾伦·泰特。由于这些出生在19世纪最后20年的诗人在美国诗坛上的伟大建树，使得20世纪前一二十年出生的诗人们几乎全部黯然失色。前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常常会使后辈相形见绌。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国诗人，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罗斯克、贝里曼、贾雷尔、洛威尔等这些诗人所承受的牺牲和所感受的哀怨的影响。

在19世纪末出生的美国诗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分辨出风格上的两大流派：一派以布莱恩特、爱伦·坡、朗费罗、蒂姆罗德和拉尼尔为代表，他们继承了英国斯宾塞、弥尔顿诗歌的传统，发扬了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另一派则可称之为美国乡土浪漫派，它包括直率粗犷的惠特曼、精美巧妙的爱默生、梭罗、梅尔维尔和恢宏壮观的狄更生。然而，无论是英国式的浪漫主义，还是美国式的乡土浪漫主义，它们在罗宾逊和弗罗斯特的诗中又相互交融，浑然一体。

1915年和稍后的一段时间，一种惠特曼式的创新流派又应运而生。惠特曼的直接影响在埃德加·李·马斯特斯、韦彻尔·林赛和卡尔·桑德堡的诗作中虽不是一目了然，但也隐约可见。这几位诗人深受大众的喜爱，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洗练的美国式英语，吸收了美国准民间音乐新发展的一些成分。即使是在庞德、威廉斯，甚至艾略特的诗中，惠特曼诗风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远远超过了艾略特、庞德及其追随者所推崇的欧洲诗歌的影响。尽管斯蒂文斯像布莱恩特、坡和朗费罗一样在诗歌形式上主要师承英国的华兹华斯、济慈和丁尼生，但其作品仍体现了一种令人更加难以捉摸的、完全摆脱了形式束缚的惠特曼风格。

斯蒂文斯的诗歌影响深远，但他的真正继承者约翰·阿什贝里却迟至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才崭露头角。阿什贝里的《春之复梦》与《诗三首》以及其他一些抒情作，显示了他摒弃超现实主义与即兴写作的创作方法。其佳作中所运用的长句与隐晦的概括手法，更显示出斯蒂文斯与惠特曼的风格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诗人，大都受到艾略特的影响。例如，默温在6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一种新原始主义，写出了《活靶》和《虱子》，采用支离破碎的句式来影射社会的分崩离析。这一现象艾略特称之为历史的不幸与必然。然而默温的诗作中也不乏惠特曼的抚慰情调。尽管艾略特本人曾公开宣称，要从可接受的英语诗歌传统中抹掉惠特曼的名字，但惠特曼的这种抚慰情调，却构成了艾略特的《荒原》与《四个四重奏》的一种基本特色。

这些事例表明，超验主义近年来已在美国诗坛上复苏。超验主义一向是美国诗歌创作的主要潮流，但是也曾一度遭到摒弃。以罗斯克、洛威尔、威尔伯为代表的一代诗人，起初对艾略特和奥登的教诲亦步亦趋，回到封闭式创作形式，摒弃对诗歌格律形式的革新。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三位诗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年轻诗人，如阿什贝里、默温、詹姆士·迪基、詹姆士·梅里尔、安东尼·赫克特、詹姆士·赖特、路易·辛普森、理查德·霍华德以及约翰·霍兰德，在他们自己诗歌创作的实践中发现：无论是所谓的封闭形式还是开放形式，实际上都是一种片面的倾向。稍后脱颖而出的诗人，像加里·辛德尔、A·R·阿蒙斯、高尔韦·金内尔和马克·斯特兰德，惟其很少受到形式规范的束缚，因此能够比较自如地侧重内容的表达。这些年轻诗人超脱了对于某种跨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爱默生与惠特曼传统的继承者。

在“封闭派”诗人中，奥登比艾略特对当代诗人产生了更深的影响。奥登的风格在梅里尔、霍华德·茅思和威尔伯后来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而对霍兰德、霍华德的早期诗作以及贾雷尔的全部诗作都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奥登诗风在美国的继承者不同于它在英国的继承者：他们不仅采用奥登特有的反讽反映人与自己的冲突，而且还用这种反讽更加强烈地表现人与自然的冲突。这种主题上的变换当然会影响到细节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威尔伯非常具有代表性。无论是其早期的还是后来的诗作，从形式上看几乎始终如一。然而在这种稳定不变的形式之下，诗人却改变了他早期诗作中所表现的浓厚的玄学派思想。

我们应注意到，华兹华斯和惠特曼式的主观表现主义在当代美国诗歌中是必不可少的。自白派诗歌，就是在这种主观表现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美国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有W·D·斯诺德格拉斯、赛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塞克斯顿等。自白诗的始作俑者是洛威尔。他的早期作品像是对其先驱者爱德华·泰勒和艾伦·泰特的玄学派诗歌的模仿之作。在《生活研究》一诗中，洛威尔采用了由威廉斯始创的那种自由诗体，翔实地抒写了自己的生活。在他后来的诗作中，洛威尔继续使用这一主题，以日记的形式与五音步十四行诗的格式对自己的生活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洛威尔是美国自白派诗歌的旗手。虽然他在这一诗歌运动中从不飞扬跋扈，以领袖自居，但是他作为艾略特的信念诗歌(或信念危机诗歌)传统的继承者，是当之无愧的。

批评家往往把洛威尔的自白诗与贝里曼的晚期诗作相提并论，其实贝里曼主要还是受庞德的影响。他的《梦之歌》就十分符合庞德所主张的那种从诗的主题到诗的韵律都应简洁明了的标准，那种采用表现主义手法描写个人态度而避免使用生硬的意象主义形式的做法，也正是庞德所提倡的。

艾里斯·默多克认为，意象主义实际上是后期浪漫主义的一种荒诞的变体：个性虽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又不能根本抹杀，因此总是暗含着对自我的表现。用艾略特的话来说，“意象派诗歌中的自我个性从来也没有泯灭过”。庞德在开始创作自我探索的诗歌《诗章》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追随者们也几乎都选择了同样的道路。黑山诗派的主要诗人奥尔森、邓肯和罗伯特·克里利被认为是庞德最忠实的追随者。奥尔森的史诗就是采用了庞德式的格律写成的。

诗人们的种种声言表明：在威廉斯、庞德、奥尔森以及更晚出现的金斯堡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不清但却十分深刻的精神联系。50年代中期闻名的金斯堡、格里哥里·考尔松、劳伦斯·费尔林格蒂、威廉·埃弗尔松以及一些次要诗人，有时被批评界称为旧金山文艺复兴诗派。此时出现的垮掉派诗人以及邓肯的作品也可纳人这一流派。由于垮掉派诗人的声势最大，在费尔林格蒂主办的出版物中连续不断地发表诗作，因此他们成为这一流派中最大的一个分支，所以值得对其专作评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垮掉派诗人是惠特曼的正统继承者。他们有着惠特曼的广阔视野、民主信念、对性的坦率描述、对宽广大路的讴歌。不过，在他们的笔下，惠特曼所描写的“神话”却变成了“神秘性”。金斯堡在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写的许多诗歌，体现了威廉斯创造简练意象的才华。威廉斯自己认为，金斯堡诗作中所表现出的最激进的惠特曼风格，与他自己的诗风有共同之处。然而，威廉斯的诗风至少有一点是与惠特曼诗风迥然不同的——威廉斯倾向于将他所采用的任何一个意象加以凝固，以便对其作单独的思考，而不是将它汇集于其他意象之中分析其含义。威廉斯这一风格特征最忠实的追随者当推丹尼斯·勒弗托夫。

威廉斯一贯认为，诗是对事物的观察。庞德所倡导的口语化用词，使这一观点更富于生气，它激励了玛丽安·莫尔以及嗣后的伊丽莎白·比肖普。这两位诗人有一个共同点，即她们都不自诩自己的地位和才华。莫尔所创造的音节诗在表现生活方面缩小了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差别，突出了精神紧张对各种感官的 *** 作用。比肖普的作品也体现了与莫尔诗作相似的特征，但在诗的形式与观念上均不像莫尔的作品那样严格和极端，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松动与缓和。人们常说比肖普的诗歌表现出一种“过分的准确性”。其实这种“过分的准确性”本身作为一种严苛的要求，正是对现代派诗歌传统中那些走火入魔的极端倾向的一种纠正对策。

另外一股对抗现代派诗歌的力量是以弗朗克·奥哈拉、肯尼斯·科奇、詹姆斯·舒伊勒以及阿什贝里为代表的纽约诗派，其作品再现了美国无声电影的喜歌剧以及一种乡土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奥哈拉的《第二大道》是这一诗派所创造的新型诗歌的范例。这类诗歌既不属现代城市诗作，最终也会与前华兹华斯派诗风相悖。

诗歌流派与创作方法的繁衍必然导致诗歌赏析的困难。应该说，当代美国诗歌中出现的重大革新有两次。一次是庞德、弗罗斯特以及其他几位诗人断然抛弃了英王乔治五世时代(1910—1936)的英国诗歌语言风格;另一次是威廉斯重新启用了自弥尔顿以后不复流行的转行句式自由诗体，从而造就了种种朦胧效应。当我们了解这些事实后，就发现在那些自我标榜的各个诗派之间及其内部所发生的种种争论，十之八九都是无稽之谈。可以认为，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最有影响与最富特色的诗作所体现的，是一种综合了各种乡土诗风的超验主义倾向，是一种新兴的、带有明晰的表现主义与严峻色彩的美国浪漫主义诗歌。以上我们回顾了一些美国当代诗人的创作道路，并对其主要特征作了概括。但对于他们个人的艺术生涯，我们很难一言以蔽之。例如，辛普森虽然一度曾效法罗伯特·布莱与中西部明晰派诗人的风格，但是他最富有活力的诗作却恰恰摆脱了他们的基本创作特征。阿什贝里有时被人们简单化地归入纽约诗派，但他的诗风实际上类似于舒伊勒，与默里尔、赖特、赫克特、阿蒙斯、默温、霍兰德、阿尔芬·弗恩曼、金内尔、斯特兰德等诗人，具有幻想色彩。这些诗人因不愿落入自白派的俗套，而注意避免在诗中采用太多新闻报道式的细节描述，同时他们又采取了根据内容创造形式的方针。

总而言之，诗歌的形式对于美国诗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凡立志要出类拔萃的美国诗人都明白，他们在世界诗坛上起步晚，是后来者，都担心只能成为二流的角色。

当代美国诗人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不安，即一方面想根据内容创造形式，而另一方面又惟恐其新的内容不可能再提供新的形式。这就是G·哈特曼所谓的“需求上的不安”，即可用的东西也可能被用光。70年代成熟起来的这批可能成为美国诗坛主流的诗人，也许正是斯蒂文斯所说的“一个伟大影子下的最后一丛繁花”。这个伟大的影子就是爱默生。

新古典艺术与浪漫主义在艺术主题与风格上的差异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西方术语的引入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智的冒险。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利里安o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1)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主义化，而是认识到概念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有实践的功能。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这些概念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
　　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术语。他把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2)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到了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然而，正如钱钟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3)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

　　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这些概念。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向过去学习、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恰恰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轻视过去、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作对比的术语。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十八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4)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5)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表现、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异及其神秘事物的渴望。
　　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中创立艺术规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然而，如果古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6)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7)；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相通性(8)；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奏；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同样，人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徘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o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9)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滥觞。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一套以"适当"和"寓教于乐"为核心的古典主义公式；(二)十六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突破中世纪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应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典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开新而非模仿。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产生明显的影响。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摹仿说和情节的整一性当作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点、行动的整一原则表述得更清晰完整；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则阐述了美感的适度观念，通过悲剧和喜剧两种快感的混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三)十七至十八世纪，是古典主义的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十七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规范。作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构成一场古典主义运动，这场运动随布瓦洛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德国人则在厌倦十七世纪后半期巴罗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莱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
　　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从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在古典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常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规范相悖的另类文学。而"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褒义的转换，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利里安o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10)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它国家扩散。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退。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倦了理性中庸枯燥的古典主义。随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卢梭《新爱洛绮思》、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抒情感伤 流行，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已具雏形。 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 1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朴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之后，经诺瓦利斯、蒂克、海涅、史达尔夫人、司汤达、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成规。R.韦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的统一体"或"主导性规范"，韦勒克概括成三种尺度："从诗的观点来看的想象，作为世界观沉思对象的大自然，以及构成诗的风格的象征和神话。"(11)朱光潜也认为有一种统一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他看来，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三种明显特征：主观性，这是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回到中世纪"即回到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传统；"回到自然"。(12)浪漫主义的统一性是在与古典主义的对抗中形成的。

　　四、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个争辩不休的相对性概念。因此，在相互对照中论述二者的具体内涵应为妥当的方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意味着文学范式与话语成规的更替。这种更替具体体现在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从摹仿到表现。对这一根本转折，艾布拉姆斯做了深入而有趣的阐释："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3)镜子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映照与模仿。自从柏拉图把文学喻为镜子或影子以及亚里士多德严谨的理性阐述之后，文学理论一直求助于这一隐喻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说明心灵对自然的模仿关系。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乐此不疲地娴熟应用。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根基之上，本琼生、约翰逊等都心仪"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种古老的理念。而且古典主义还坚信自然事物具有普遍永恒的定则，古代作家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从而产生了合乎理性原则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典范。后代的作家只有学习好模仿好这些典范，才能达到真和美。拉布吕耶尔模仿希腊人狄奥佛拉斯塔，写作《品性论》，开篇便声称："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在他们看来，包括题材、风格、体裁、形式和语言等等规则和范型，都在古希腊罗马大师手中创造出来了，后世的文学所能做的所该做的就是尽善尽美地遵循并模仿这些伟大的典范。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是创造的基础，然而，古典主义的"紧紧追随"、"爱不释手"、"日夜揣摩"，学到的又只是一些僵硬的类型。除了一些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德莱顿、蒲柏等等，总是能在古典主义疆界内求取某种自由，保持自由与规约的张力与均衡外，大多数的古典主义者都深陷于泥古保守的窠臼中，无所作为。
　　从镜到灯的心灵隐喻之变迁，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如果要追溯"灯"之喻的早期使用，还须回到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发动了一场哲学与诗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永久战争，并且把感性之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坚持认为只有从感性的阶梯上升，才能最终窥见理念的光辉，从而赋予了神灵附体的迷狂诗人以直觉认识超验真理的特殊意义。他的太阳隐喻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太阳放射与喷泉流溢说，在他们看来，能够分享、感受理念之光辉的决非镜子式的心灵，而是充满灵感的能从自身放射出光芒的心灵。与柏拉图主义者相同，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者也常把心灵与诗喻为光之放射泉之流溢。"灯"之比喻对"镜子"比喻的替代，表明表现论文学观的确立。即浪漫主义者不再把创作当作一种模仿行为，而是视为心灵之光对外在世界的照耀。华滋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这种表现说的一种经典表述。表现论即把文学看作主观心灵的表现和创造行为的产物，强有力地颠覆了古典主义僵化的模仿成规，为文学打开了情感与想象的闸门。
　　其二、从理性到感性。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认为知识的本性是绝对的统一性，一切丰富杂多的现象只有还原为可清晰精确描述的单一原则，才能达成普遍知识的理想。这些普遍知识理性原则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心智活动的规则，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的规约。正像存在着普遍的、稳定的、可以精确描述的自然法则一样，摹仿自然的文学艺术也必定存在相同的类型与法则。为确保知识的统一、稳定和可靠，笛卡尔拒斥了感觉和想象力。在他看来，感觉是变幻无常和混乱的，而想象力则是人类精神活动遭受欺骗的根源。这样如同卡西尔所言："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14)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知识依据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布瓦诺就从此出发走在笛卡尔的路上。他企图从各种诗体和诗剧的特质中找出普遍永恒的法则，从千差万别的人性中归纳出风流、吝啬、老实、荒唐等普遍永恒的类型。而且把这些理性法则和类型等同于自然、真实和美。在《诗的艺术》中，布瓦诺写道："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5)在理性原则的规约下，古典主义不欣赏也不能容忍一切"背理的神奇"、"无理的偏激"和破格的奇思异想。众多的古典主义作品描述的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观念如何最终克服七情六欲，而在非理性情欲支配下世人又如何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发起了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浪漫主义首先确立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与倾吐成为浪漫主义运动最鲜明的口号。而且，他们所欲表现的情感与古典主义公共理性规约下的常态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个性自我色彩。济慈声称他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雪莱把诗人喻为夜莺，它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华滋华斯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感才是他的靠山与支柱；拜伦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这种激情有时甚至是混乱的非理性冲动，如同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16)从情感本质出发，古典主义建立在人类心性永恒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即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极致的观念，就被彻底突破了。因为对真正的美感生命力来说，人类在感情方面的强度和敏感不是减少了，而是日渐增长，因而艺术的完美也是无限的。由此，浪漫主义建立了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观念以及视艺术为人类模式再创造的艺术观。"创造"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最初是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创世的神话中推衍出文学创造观念，这个前提注定了中世纪的创造概念只能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范围内，人的创造只是对神的模仿。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创造新文学的热望与自信，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济慈明确地说："诗的天才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它自己的出路；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概念，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警觉。凡是创造的东西必须自我创造。"(17)这种自我创造更要依靠不受时空支配的想象力，因此浪漫主义用想象的内在规则僭越了古典主义那种外部给定的法则，从而赋予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雪莱甚至直接把诗歌界定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认为在人类心灵的两种活动中，想象高于推理。推理只审查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的关系，而想象则以自己的光辉作用于这些思想素材，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
　　其三、从机械整体论到有机整体论。艺术的整体性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然而两者的理解却有明显的分野。最初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把作品与生命体相类比，总结出美的事物"整一性"法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都是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的。然而，当他进入文学等美的事物的分析时，生命体的有机性却脱落了，只剩下体积大小、各部分组织安排的适当性。所谓适当指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整性，也指它的大小长短适合于人的感知。一个非常小或非常大的东西，即使是活的生命机体，人无法感知，看不出其整一性，不能称之为美。作品也是这样，其长短大小和安排必须为整体服务。这种整体性法则是合理的，但要求悲剧作品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情节必须整一有头有尾，则未免机械且规范过度。文艺复兴的琴提奥和卡斯忒尔维屈罗又从中归纳出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从而形成古典主义一套机械的"三一律"仪轨。浪漫主义也推崇艺术的整体性，但他们始终把这种整体性看作生命体的有机性。它是自然生长的，而非人为规定，正象雪莱所说的，伟大作品的创造过程如同婴孩在娘胎中孕育成长。这种生命的隐喻尤其是植物的隐喻在浪漫派文学理论中俯拾即是，形成以植物喻天才、以植物喻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美学。康德曾有些同义反复地定义"天才"为"天赋的才能"，强调其自然禀赋性，他能凭自然的作用创造出美的艺术典范。而早在1759年，杨格的《论独创性作品》就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篱，提出天才存在于法则之外是浑然天成的观点，推崇独创性，并把独创性作品喻为从根茎上自然生长出的植物。卡莱尔则干脆说：它完全是一棵树，树液和流体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18)所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整体性与古典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机械的、人工的、可法则化的，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生命律动的整体性。
　　由于浪漫主义理论在现代思潮中的持久影响，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将它封闭在已成历史的特定位置的做法。从卢卡奇的早期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美学，从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乃至从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到金斯堡的嚎叫……人们都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这种四处扩展的回响表明浪漫主义并未终结。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范式转换，事实上是人类生活结构和内心结构的现代性转折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复杂的文学话语形态，浪漫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1919到1949的中国诗人

中国新诗只80年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30年和当代文学的50年。

现代文学中的30年是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A．第一个10年：
1．尝试中的新诗
胡适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1920）是“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个别诗歌具备现代汉语抒情形式，大部分诗歌仍不能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同期诗人还有俞平伯（《冬夜》）、康白情（《草儿》）、沈尹默（《三弦》）、周作人（《小河》）、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等。

新诗的手法一是“白描”，二是比喻象征。这样早期的白话诗也分为两类，一是运用白描手法的客观写实倾向，一是托物寄兴的现代主义倾向。后者在传统诗歌里并不常见。

2．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郭沫若的《女神》（1921）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腾起来。“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和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都在这本诗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湖畔派诗人”：汪敬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爱情诗合集《湖畔（1922）。
“小诗体”：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是形式上的半格律体，处处体现出艺术的节制，后来的闻一多与之相似。

3．新诗的规范化——新月派
如果说《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格律，新月派则应需而生，它以`北京《晨报副刊》为阵地，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主张“理性节制情感”，闻一多倡导新诗的格律化，提出诗歌的“三美”理论：音乐美（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绘画美（中国诗画相通理论）、建筑美（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红烛》、《死水》是他诗歌创作的集中体现。徐志摩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飞动飘逸的诗情与对形式美追求相结合，使徐志摩总是抓住每首诗特有的“诗感”、“原动的诗意”，寻找相应的诗律。《志摩的诗》是在不断的实验与创造中寻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

4．早期象征派的诗歌
穆木天提出纯诗的概念，主张诗歌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内生命的反射”，“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其次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世界的东西。”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是早期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之作。

B．第二个10年：
1．中国诗歌会
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继承前一个十年蒋光慈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传统，殷夫为代表。特点：一是反映革命斗争和时代重大事件；二是强调诗歌的意识形态化，诗歌的主体并非诗人自己而是一个战斗集体；三是艺术表现上注重写实。这多少背离了诗歌的本质即个体生命情感的宣泄。

2．后期的新月派
抒情的重心转为“灵魂的战栗”，表现灵魂的战栗，和现代人精神的异化。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集》是这方面的代表。《再别康桥》属于这一时期，但情绪仍是前一时期的余绪。新诗人的加入，如陈梦家、方玮德，多为徐志摩的学生。在形式上进行“十四行诗”的转借与实验。

3．现代派诗人
施哲存在《现代》发表的《又关于本刊的现代诗》，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强调要写纯然的现代诗，它在谱系上与早期的象征派诗歌相承；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诗坛首领”是戴望舒、卞之琳。其中戴望舒以《雨巷》一诗获得“雨巷诗人”的美称。

4．汉园三诗人
1936年《汉园集》收入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卞之琳最为瞩目。他受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影响，为新诗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即由主情向主智的转变。他是新诗历史上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其诗歌于平淡中出奇，因为他善于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哲学的穿透与开掘。
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另一位智慧诗的作者是废名。他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

C．第三个10年：
1．艾青
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上完成了历史的“综合”的任务。一方面坚持发展“中国诗歌会”诗人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扬弃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现代派诗人新诗艺术探索中取得的某些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诗歌艺术，他吸取了郭沫若式的激情，也吸取新月派的外在形式的追求，艾青使中国新诗开始追求一种内在的美。成为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诗人。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新诗人之一。

2．七月诗派的出现
抗战之初中国诗歌会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都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抗战相持阶段经过诗歌审美艺术特征与政治宣传的争论，使人们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认识达到新的水平。出现很多把新诗的艺术探讨提高到理论高度的学术著作：艾青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谈》、李广田《诗的艺术》、朱光潜的《诗论》。在诗歌创作上对失落的诗歌个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臧克家写出《泥土的歌》，戴望舒写出《灾难的岁月》，出现了风格的转化，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在此期间影响最大的就是七月诗派。此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形成的一个青年诗群。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冀方、阿垅、曾卓、卢钿、方然、牛汉等。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从冯至等校园诗人到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由西南联大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老一辈诗人，和穆旦（查良铮）、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俞铭传、王左良、赵瑞蕻等年轻诗人组成。
是历史的机遇把新诗的主要代表集中于这简陋的天地里，中国成名的、不成名的、已经成型的、尚未成型的诗人一起进入了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难得、少遇的“沉潜”状态。这首先是生命的“沉潜”——这是一种经历了战乱中的流亡，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后的生命沉潜：他们面对现实与自然默思，将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沉重与灾难潜入内心深处，将民族本位的、更具感性（非理性）的战争体验转化为（融入）个人与人类本位的、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生命体验与思考。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是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与同时期出版的朱光潜的《诗论》、艾青的《诗论》，同为新诗理论的经典著作；为新诗的发展寻找更丰富的艺术资源，他们的艺术探讨的触角既伸向中国古代诗歌（文学、文化）传统，同时开展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师生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与当代世界师潮进行直接的交流：冯至、卞之琳翻译和介绍了里尔克的诗歌与 ，燕卜逊则以当代英国诗人的身份开讲《当代诗》，而后期象征派诗人奥登这一时期的访华，使得40年代的校园诗人的创作以逼视（直面）现实、人生、自我的矛盾（分裂）为主要追求与特点的，而且他们将这种现实与灵魂的逼视上升为既保留个体的独特性，又是普遍、超越的人类经验和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同时又通过对现代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探讨与实验，将其转化为审美的形态。这“知性的提升与融合”与“文本实验”的自觉，都是充分体现了校园诗歌的特色的。
冯至的《十四行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

4．九叶派
抗战结束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回到北方（北京或天津），他们和在南方的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相互寻找，遥相呼应，彼此确认共性，远距离地携手走上上海的《中国新诗》这块诗垦地，这些人虽未曾谋面，但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派特征。1981年他们中几位老诗人结集出版了他们当年的诗选《九叶集》，后来“九叶派”便成为海内外流行的称谓。九叶诗派的走红，一方面因为40年代的诗歌得以在尘封中挖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新时期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也就是说九叶派作为40年代的诗歌流派，在80年代仍在活跃着。在文学史上以穆旦为首的九叶诗人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他们强调：一是诗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二是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强调诗的思维和语言的基本改造，这是中国新诗派的特征，也集中体现了它的反叛性与异质性，这恰恰是与早期白话诗的主张遥远呼应。这一派的诗人在80年代能复兴和重新被认同，也许正因为它与当代诗歌有着审美价值的一致性。或者说中国新诗派是对现代中国新诗30年发展的一个总结，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形成做了一个准备。最能体现中国新诗派的这种反叛性与异质性的，无疑是它的代表诗人穆旦（1918——1977）。穆旦在他的代表作《被围者》里，这样写着他的新发现：“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他们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要坏——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希望才会来灌注：推倒一切的尊敬！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早期白话诗人所提出的建立现代新诗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历史任务，到穆旦这里开始得到了初步的落实，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对九叶诗派部分诗人的诗歌创作构成影响的西方现代派诗人有哪些

对九叶诗派部分诗人的诗歌创作构成影响的西方现代派诗人有：艾略特、里尔克和奥登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九叶诗人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容忽视，这既体现在九叶诗派的诗学理论建构上，也体现在他们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对“九叶诗派”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艾略特、里尔克和奥登，例如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和思想知觉化以及奥登的人格面具、戏剧化理论等，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受到许多外国诗人的影响其中主要有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受到许多外国诗人的影响其中主要有艾略特、奥登等。

艾略特对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影响：艾略特作为英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其诗歌中表现出的哲理性和现代性对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中，可以看到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如《荒原》等作品中的象征主义手法和意识流表现方式。

奥登对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影响：奥登是英国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也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诗歌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对于人类的现实问题和生命哲学进行了深入探讨。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中，也表现出奥登式的哲理性和文化批判精神，如废名的《桥》、冯至的《山水田园》等作品都体现出了奥登式诗歌的影子。

诗歌的风格：

1、现代主义诗歌风格：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注重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状态，同时也对传统诗歌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这些诗歌常常采用象征、隐喻等手法，表现了对于现代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于人类命运的探索。

2、哲理性与文化批判精神：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注重表达对于人生、历史和文化的哲理性思考，通过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反思，传达出对于人类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这些诗歌中的哲理性和文化批判精神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思想争论。

3、多样化与个性风格：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文学群体，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主题。这种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创作风格也体现了当时中国文学的繁荣景象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

4、民族特色与地域色彩：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不仅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也与中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密切相关。这些诗歌中常常出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地方特色的描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