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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天皇_神武工商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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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神武”的乾隆爷是中国历史上头号罪人?

  有一点是可以做假设的,如果乾隆能看到一八四零年的熊熊炮火,他是绝对无脸去见列祖列宗的。

  作为清“康乾盛世”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乾隆以一个“英明君主”的形象被载入历史史册。

  但是,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乾隆,他的历史贡献远远小于他的历史过失!

  康熙(1654—1722)的英明、睿智是无与伦比的。冲年即位,除权臣、削三藩、收台湾三件大事做完,紧接着治黄河、定西疆、拒强俄……事业,占据了他整个少年、青年、壮年的全部人生。等“大事底定”,一生思想开明、聪慧好学的康熙步入老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将目光过多地投向远离中国、大洋彼岸、地球另一边的西方。

  但是,虽然嘴上也曾说过些长我“天朝上国之威”的话,但实际上康熙对当时西方领先于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是抱着很浓厚的兴趣并乐于接受的:

  ——康熙受益于奎宁——即金鸡纳霜,能治疗疟疾——从此对西药产生兴趣,重赏传入奎宁的传教士法国人洪若翰、刘应等,随命在京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并多次视察实验室工作情况;

  ——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执掌钦天监;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30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

  康熙对传教士们带来的双筒望远镜、挂钟、水平仪等等这些“洋玩意儿”爱不释手,时常把玩,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康熙尤其对几何学新知识表现得如饥似渴,除了认真细致听“老师”们讲还不算,经常是起早摸黑自学,能主动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自己身体力行用实践来检验书本理论。

  白晋在一篇给法国皇帝的汇报中说:“……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

  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

  2003年,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如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10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作,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6至20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仪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共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

  ——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华,并最终促使康熙在皇家园林——畅春园——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帮助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并取得《皇舆全览图》这一科技应用成果。

  ——这些事情在现代算不得什么,可以在康熙大帝那个年代,这些都是西方最新最前沿的科学成果了。可以这么说:当时的西方领先于中华帝国的也仅仅就是这些了。

  外交方面:除了经常关心属藩国安南、朝鲜等周边小国,康熙还多次和当时的俄国沙皇互通照会;用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为自己的特使出使法国,赠送给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四十九册珍贵书籍,路易十四对这位“太阳王”有着相当大的好感,并从财政方面资助传教士后续来华;曾打算派人出使罗马教廷,与教皇商讨在华传教事宜……

  ……

  可惜,天不假以暇年——在人生的最后历程,康熙大帝将心思放在“安内”上,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他以极大的智慧排除阻挠,皇位交给刚强不苟的雍正。

  雍正(1678—1735)在位十三年。他即位之始的局势是朝野无官不贪,国库空虚,国家财政难以为继,四周政敌环视。没办法,这个时候考虑国家以外的事情是不切实际的,当务之急是扭转国内局面,以巩固自己危如累卵的皇位才是最重要的。

  雍正从整顿吏治着手,将一度停顿清查亏空重新拾将起来。对官员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密折制度,最终实现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对当时的“三农问题”实行“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辅以整顿八旗旗务安定旗人,“改土归流”以稳定西南,对青藏用兵最后平定西北,国内局势基本上得到了彻底的改观,政通人和国库充盈,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雍正的作为就不会有所谓的“乾隆盛世”——这里我加了引号,以表明我对这种盛世的根本反对态度!

  十三年的时间,在当时历史局限和条件,雍正做得已经够多够好了,有人说他是累死的,我坚信这种说法大约离历史的真实也不会太离谱。

  而这时候的西方能略微能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挂得上一点钩的也仅仅是英国出现用焦炭炼铁技术并用于生产、法国的卡米提出齿轮啮合基本定律而已。

  ——在我下面所要说的“责任”上,可以排除掉这两位圣明皇帝。

  如果说没有领导十八世纪世界工业革命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错过这场革命、拒绝这场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成果——简直就是中华帝国当政者的最大罪过!

  应该为这个罪过承担最大责任的人、或者说最大的罪人,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乾隆!

  乾隆(1711—1799),在位时间1735年——1796年,如果算上他当太上皇的三年时间,乾隆统治中国长达六十三年,终于,成就了他在位时间最长、活在世上时间最长这两个帝王之最,说得不客气一点,他的全部成就——能称得上真正成就的——也就这么两点而已!

  据阎崇年所言,这位在位时间如此之长的“十全老人”的历史贡献有八点:

  编修文化典籍、 贡献诗文才华、修皇家园林、修筑浙江海塘、蠲免天下钱粮、统一并有效管辖了整个新疆、完善治理西藏、中华民族统一。

  我们不去评价阎先生所总结的这些“贡献”正确与否,但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一样,阎先生也没有说乾隆对西方科技有过什么兴趣。

  乾隆对于这期间上门推销“西洋奇技淫巧”的各色人等基本上是不屑一顾的态度,“西洋之产,除钟表一门尚有可取,其它皆远逊我中华上国”——这一观点成了当时朝野共识,并深入人心。

  就在由乾隆亲自领衔、上下一心抵制外来新科技的这段时间,在地球的另一边,西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应用上都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乾隆登基的这一年,1735年,英国出现了《评论》、《闲谈者》、《旁观者》等一些有影响的期刊;随后,一些新理论新发明被提出并得到推广应用:

  无粘性流体的能量方程—贝努利方程建立;摄氏温标发明并成为西方科学描绘温度公认的方法;燃烧是物质氧化的理论被提出;粘性流体的运动方程—欧拉方程建立;纺纱机(珍妮纺纱机)出现;

  1769年英国的瓦特取得带有独立的实用凝汽器专利,从而完成了蒸汽机的发明,这种蒸汽机后于1776年投入运行,热效率达2~4%;

  法国的居诺制成三轮蒸汽汽车,这是第一辆能真的行驶的汽车;

  1774年英国的威尔金森发明第一台真正的机床——加工机器的机器——炮筒镗床,它成功地用于加工汽缸体,瓦特蒸汽机得以投入运行;

  ……摩擦理论被首次提出;织布机被发明出来,完成了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割穗机被发明……1787年英国的威尔金森建成第一艘铁船;世界上第一台缝纫机出现;平刨床、单轴木工铣床、镂铣机和木工钻床先后被发明出来……带有丝杠、光杠、进给刀架和导轨的车床被发明,可用来车削不同螺距的螺纹;《画法几何》一书发表,画法几何成为机械制图的投影理论基础……

  ……

  从父亲手中接下底子丰厚的江山,手上有的是银子,我们这位“大皇帝”这段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刚愎因循——“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传遍欧洲的同时,乾隆帝还在惦记着修书连着办“文字狱”,扼杀不同声音——毁书杀人,以此来禁锢人们的思想,维护自己的封建皇权;

  相对应人家在提出一系列新理论,中华帝国上下仍在继续巩固无多少实用的八股取士之法,忙着:“乾嘉之代,士人趋于考据,一字一文,一衣一履,动累数万言而不休。

  ”他不知道,在远离东方这个文明古国的地球另一端,一场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

  英吉利派来使臣,提出要和大清通商的相关要求,其“无理要求”被乾隆严辞拒绝,并将其礼送出境,说是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从而放弃了这次国际贸易谈判的机会,也放弃了融入西方近代工商业发展大潮的机会,放弃了富民强国的历史性机遇……

  二、奢靡无度——名为维护中华上国体面,实为自己能有更多享乐的空间,大修圆明园,将海外各国皇家宫殿依葫芦画瓢地再建一幢:克里姆林宫、白金汉宫、土耳其宫……没事带着几个美女在里面泡土耳其浴;

  皇帝如此,下面的大臣也就更加没王法了,和中堂大肆贪污收贿,富可敌国,下面的小官员整的他门槛踢平门庭若市,可这样一个大贪官居然受到乾隆的宠信和保护,自己不惩处,也要让嘉庆也放过他——最终带坏了整个吏治,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今天来个“一枝花”,明天来个“林爽文”,朝廷东扑西灭忙着平叛……

  三、自大狂妄——这里还有个笑话:倔强的英吉利使臣来朝,不肯以臣下之礼节叩见乾隆,双方胶着不下,和坤出面开导,将外国使臣带着满圆明园一逛,意思是让他看看明白:我天朝什么都有,什么都比你蛮夷之地强出N倍,根本不稀罕和你丫的通什么商……这位外国使臣终于折服,只碍于夷人身体构造与我天朝上国之人不同,不能下跪,乾隆恩准同意其朝见时行曲膝礼。

  乾隆六十年秋,当乾隆已 经到了八十五岁高龄,准备于次年初“归政”给嘉庆时,已经统治了清王朝整整六十年的乾隆在给内阁的谕旨中,对自己的生平作了这样的概括 :“朕缵绍鸿业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积庆骈蕃,实为史册所罕觏 。”——还好意思吹!

  四、好大喜功——再没什么事了,就打仗,成就自己的“十全武功”。

  终乾隆一生,最多间隔十二年就开一次仗——拿纪昀的话来说,叫做“以战争来润滑国家机器以免之生锈”:1747年——平大小金川;1755年——平准部;1757年——再平准部;1759年——平回部;1769年——平缅甸;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8年——平台湾;1789年——平越南;1791年——平尼泊尔;1792年——再平尼泊尔。

  火枪、火炮在明代就已经在亚洲包括军队中开始应用,扳机击发式火绳枪传到中国的时间比日本早100多年,在1575年,丰臣秀吉就下令在他统帅的日本正规军队中组建了火枪部队。而直到明朝灭亡时,中国明朝政府军队也仅有一支人数很少的“神机营”,只是象征性地使用扳机击发式火绳枪,而没有在军事意义上大规模地使用之。

  但清朝的统治者们对火器的认识还不如明朝,拉瓦锡用定量化学实验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火枪普遍装备西方军队的时候,我们的大清皇帝还在鼓励继承和发扬“马上骑射”的优良传统,直到乾隆退位,中国军队中的火枪也不过上千支……福康安就用过乾隆赏赐的“手铳”——带轮子、黄铜子弹带可以缠在身上腰间——那可是转轮手枪啊,赶紧仿造大量生产啊,我的天爷!可是,这样先进的武器在乾隆眼里和其它“西洋奇技淫巧”一样只是被当作玩物而已!

  郑和下西洋的的远洋船队天下无匹,带火炮的铁壳船模型也早就作为外国贡品进到皇帝面前,而乾隆根本没有警惕起来——而是用来做装饰品或者赏人。而直到乾隆中叶,中国军队的军官们还在太湖训练他们的“水师”——由于太长时间没有实战,平时训练时好好的船,一打炮居然会震坏船只,为了渡海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只好重新建造——到乾隆五十八年,中国沿海水师也只有对付海盗的“虽大小百数十号仅能分防本营洋面,不敷追捕,致商船报劫频闻。”!远洋海军的概念想都没有想过。

  就在乾隆兴致勃勃地在规模不断扩大的皇家园林与众美游戏的时候,就在乾隆在搜肠刮肚“贡献诗文才华”的时候,远在西方的英吉利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了,而此时的大清朝廷,恐怕连英吉利国在中国的哪一方、距离多远、面积多大、国力如何、如何到达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由于乾隆的历史性错误,中国的历史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果当年的乾隆能够虚心接受,认真研究一下英国人的火枪;如果当年的乾隆有海纳百川之肚量,真诚平等地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如果……如果一切都真的如果了,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借用一下别人的话:有一点是可以做假设的,如果乾隆能看到一八四零年的熊熊炮火,他是绝对无脸去见列祖列宗的。

神武工商业系统有哪些类型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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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型:创建门槛低,投入信誉少,创建之后不许动用多少脑力,只需要把商业开业之后每天打开自己的商会卖出生产出的商品即可,简单的操作,楼猪不才现在就是开的生产型,因为楼猪比较懒,每天上去手一点,赚十来万的信誉到手,心里也就美滋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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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裁缝铺确实应该建立在清河、长安和傲来临仙产生差价,从而形成市场循环这正是徐叔叔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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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武工商业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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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结构

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而言,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社会变革,也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都是主体形态。其核心是地方权力归于中央,中央权力归于君主。这一政治结构的设计师是战国时代的韩非。

韩非认为,国家权力运行与管理的实现,应当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里所说的“圣人”就是君主。中央对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指挥自如;君主对于全国,则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以对地方与人口的管理为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央王朝通过全国划一的户籍管理、土地赋税管理以及严格的上计制度,将所有的土地与人口都纳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地方政府缺少自主权与支配权,实际上只是中央王朝的派出代理机构。

宋朝以后,州县长官都改作“知州”与“知县”。“知”就是代理、兼任,这些人的正式职务都是中央官员,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兼任地方,如清官包公的第一个职务就是以中央王朝的“大理评事”兼“知建昌县”。

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大相径庭。欧洲中世纪各国之君与中央政府是小政府与有限君权,地方的控制者是分封采邑而形成的领主,领主对封地内的所有事务拥有全权,国君对于领主封地内的土地与人民无权过问。

当时欧洲流行着一则格言,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实质正好相反。

与之相联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上,王朝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主体。中国古代的各级政府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全能的一元化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着构造齐全、涵盖几乎所有事务的机构与管理者。从国计民生的大小事务,到司法、治安以及宗教、教化等,都在各级政府的一元化管理体系之中。

如经济事务的管理,从农业到工商业,无一遗漏中央王朝既有大农令、大农丞、劝农使,又有均输官平准官,还有工部、户部、少府等。县一级则有工曹、户曹、市曹等,连县城中的市场也设有市令与均平令进行市场秩序与物价管理。

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在一元化的管理下,倡导什么礼俗,尊崇什么宗教,以至于表彰孝子烈妇,调和邻里之争都在政府的统辖之下。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独立于政府管理之外的宗教体系与宗教组织,也没有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工商业行会或居民自治组织。

虽然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工商业行会,也有过村社组织,但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中,实际上是政府体系的末梢或变体,一旦成为异己的力量,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加以革除。

而在欧洲中世纪,则是另一番景象。从经济体系看,欧洲是典型的二元体系一方面是领主领地内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则是游离于其外自发形成的城市工商业经济体系。无论是君主还是领主,对城市工商业与市民都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工商业行会的自主管理与市民自治是主要的管理模式。

宗教体系也是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教权和君权虽然经历过激烈的斗争,但从总体上看,是君权屈服于教权。宗教体系独立于国家体系之外,制约着人们包括君主与领主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实际上也制衡着君主权力的行使。

日本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是孝明天皇的次子,生于1852年9月22日,其母是大纳言中山忠能的女儿庆子。天皇幼名祐宫,1860年立为储君,以英照皇后为养母,赐名睦仁。1866年12月,孝明天皇死,翌年正月,16岁的睦仁亲王践祚,是为第122代天皇明治天皇。因天皇年幼,先由二条齐敬为摄政,管理朝政。

这时,日本幕府时代末期的政治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倒幕势力和幕府势力正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场较量中,双方都要争夺天皇的旗号,谁掌握了天皇谁就是“官军”,否则就成为“贼军”。较量的结果,德川幕府如红日西沉,其颓势已不可挽回。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只得于1867年10月14日上表奉还大政。在同一日,掌握朝廷实权的公卿岩仓具视等人与倒幕派志士和某,以天皇名义发布密旨,称德川庆喜“籍累世之威,恃阖族之强,肆意戕害忠良,数度弃绝王命,遂轿先帝之诏而不惧,陷万民于沟壑而不顾。罪恶所至,神州将倾覆焉”。密旨号召倒幕派“殄戮贼臣庆喜,以速奏回天伟勋”。倒幕派得此密旨如虎添翼,声势更壮。

12月9日,朝廷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废绝摄关、幕府,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是日夜,在皇宫内的小御所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处理德川庆喜等事宜。天皇亲临会议,主张严惩与主张宽恕的两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主张宽恕的土佐藩主说对方是“挟幼年天子以权谋私”。不过,宽恕派最终在严惩派的武力压迫下退让了,会议决定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由此可见,这时的天皇仍然是倒幕派的工具。据说当时天皇主张在处理德川庆喜时不要完全淹没了德川氏的功劳,但天皇的这个主张对倒幕派的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1868年3月14日,天皇率公卿诸侯在紫宸殿祭祀天神地祇,发布了“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旧有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五条誓言》作为今后日本发展的基本国策。同时发表的天皇的御笔信也表明了天皇及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要“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海”的决心。被称为日本历史三大转折之一的明治维新开始了。闰4月21日,政府制定了《政体书》,建立了王政复古制的天皇制统治机构。天皇虽然处于这个统治机构的中心,但“一切权力归太政官”,由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人掌握,后来在明治维新中建功立业的中下级武士才逐渐加入到政权核心中来,取代了亲王公卿,掌握了国家权力。为了表示新政府为国家主权所在,特意在2、3月间让天皇会见了各国驻日使节,会见时天皇描眉涂粉,完全是平安时代的装束,使得各国使节大开眼界。7月,改江户为东京,8月,在紫宸殿举行了即位式,9月改元“明治”(“明治”年号取自周易“圣人面南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句),规定一世一元,并迁都东京。1869年3月,天皇在东京皇宫定居。

明治政府在整顿健全统治机构的同时,大力宣扬日本为神国,神化天皇,1871年11月举行了大尝祭,政府还规定神武天皇祭、纪元祭为国祭日,在宫中造八神殿,在各地毁佛弃释,以神道为国教,由政府统管全国的神社。因为天皇是神,所以,连描绘天皇的模样也是对天皇的不敬,也禁止在历史剧中出现天皇的形象。政府安排天皇数次出巡全国各地,以提高天皇在百姓心中的威望。政府还将4000名基督教信徒,关押在监狱里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崇信神道,崇拜天皇。凡不从者,男子送往矿山服苦役,女子则被送入妓院倍受折磨摧残。就连维新的功臣之一横井小楠也因崇拜西方民主主义、主张共和政治,被怀疑为基督教徒,结果被亲兵团暗杀。明治政府的这个政策来源于岩仓具视等人的主张,即实现独裁专政要以崇拜天皇的宗教为基础。

明治政府的当权者们还很注意对明治天皇的培养,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藤弘之、元田永孚、西村茂树、西周、福羽美静、伊知地正治、副岛种臣等当代知名学者为“侍讲”,精心抚育天皇。在讲授的课程中,既有中国古典《诗经》、《史记》、《资治通鉴》、《贞观政要》,也有日本史籍《神皇正统记》等,此外还有关于西方世界的新知识,《西国立志编》、《法国政典》等起名著作成为讲课的教材,而且还教天皇学习德语。经过了这样的悉心教育,明治天皇从一个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既尊重传统又具有开放精神的君主。

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学习借鉴有益经验,明治政府于1871年秋派出高级使团到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1年又10个月的考察。通过这次考察,明治政府确定了它所追求的总目标,即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德国)为样本,大力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将日本建成国富兵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摆脱半殖民地化危机,并向海外扩张。为此,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政治方面,明治政府首先果断地决定各藩封建诸侯将领地和百姓都“奉还”中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取消藩制,各地设府县,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削除了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政府还褫夺了旧武士阶级的封建特权,严厉镇压了不满五十的武装叛乱。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不断调整和改组国家政权机构,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868年设立了总理国务的机构“太政官”,至1875年形成元老院(立法)、大审院(司法)和太政官(行政),有了三权分立的形式,基本确立了天皇制官僚统治体系。为了准备实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明治政府在1885年12月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同时建立并逐步健全了近代文官制度。

在军事方面,1873年初明治政府发布《征兵令》,确立了全体国民“人人皆须服兵役”的原则,同时在军队中建立了军政、军令二元制。参谋本部等军部的最高领导人拥有“帷幄上奏”权,有关军政事宜可以直接上告天皇,并左右内阁。明治政府还先后发布《军人训戒》和《军人敕谕》,用封建武士道精神禁锢士兵的思想,将士兵变成为反动的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服务的工具。

在法律制度方面,制定宪法是最重要的改革。明治政府经多年准备,于1889年颁布了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元老会议和枢密院是天皇的重要咨询机关,内阁则是只对天皇负责的最高行政机关。议会有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两院同权,众议院作用有限。人民虽然得到一些权利,但受到很大限制。这部宪法十分保守,却是东方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890年建立了议会制度,其他法律制度也相继制定,到90年代末期,日本已成为法制大体完备的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

在经济方面,明治政府高度重视依靠国家权力和资本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国营工矿企业带动私营企业发展。政府通过改革地税、革除封建武士的俸禄以及对外掠夺等手段积累资金,从70年代初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创办近代化企业,同时移植和引进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限制垄断,鼓励竞争,奖励国产,努力推动私营企业发展,并在必要时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军工企业以外的大部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得到迅速发展,但农业发展缓慢,农村中保留了大量的封建租佃关系,工农业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

在文化教育方面,1872年明治政府发布《学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以“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为目标实行教育改革。首先将国家划分学区,设置各级、各位学校,逐步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明治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尽力增加教育经费。1879年和1886年政府又两次调整教育政策,改变了“一刀切”的作法,使之更符合日本的国情。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日益重视鼓吹“天皇万世一系”、灌输封建忠君思想的国史教育。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鼓吹“克忠克孝”的封建道德标准,它成为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的根本指针。

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明治天皇逐渐参加到国家政权中来。尤其在1877、1878年维新三杰木户孝允病死、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大久保利通被刺身亡,在明治政府的第二代领导人伊藤博文等掌握了权利的同时,明治天皇也开始参与国政,常常亲临内阁,实施亲政。尤其在1888年枢密院开始审议宪法草案后,共召开了90次会议,明治天皇亲自参加了这些会议,认真听取与会者的发言,对立宪一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和重视。,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主持了宪法发布仪式,同时公布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贵族院令》及《皇室典范》等法律文件。这是日本近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即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标志。在这种立宪君主制体制之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国家的法律、行政、军事等项大权都归天皇一人掌握。天皇的立法权由国会“协赞”,行政权由内阁“辅弼”,军事权由军部“帷幄上奏”。这时的天皇大权不仅已和封建时代的天皇大权、幕府大权有本质的不同,就是同明治维新初期“王政复古”后的天皇权利相比,也有根本性的差别。天皇的阶级属性这时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封建君主转变成了大地主兼资本家,成为明治时代日本的封建性和资产阶级性相结合的最高体现(天皇家占有的土地,已从明治初年的大约600町步扩大到1890年的365万4500町步,1887年皇室财产总计788万5840日元,1899年时又达到2264万5000日元)。

1890年11月,第一届会议开幕。明治天皇亲临会场,宣读了召开议会的诏书。日本成为一个半封建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国,迈出了富国强兵的第一步。在天皇的名义下,日本政府被那些积极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的人所把持,在内政改革大体完成、国力基本充实后,他们便急于向外扩张势力。为此连年编制了庞大的军费预算案,以求加速扩张军备。但是,在议会审议时,政府的扩充军备的预算案遭到了在野党的激烈反对,政府万般无奈,只得利用天皇的权威迫其就范。在1893年2月的第四届议会上,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希望政府和议会“协衷共济”,天皇决定在6年内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日元用于补充建造军舰费用之不足,各级官吏也被强制性地减俸1/10,以弥补军费的不足。在天皇的威压下,在野党只有偃旗息鼓,与政府妥协。政府的扩军备战没有了阻力,更变本加厉地向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方向发展。

1894年,日本政府以侵占朝鲜为目的,首先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明治天皇发布了宣战诏书,又移驾设立在广岛的战时大本营内,不分昼夜地督励军务,指挥战争。皇后也亲临医院慰问伤兵,鼓励士气。日本打败了腐朽不堪的清帝国,不仅确认了在朝鲜的地位,攫取了台湾和澎湖,而且获得了2亿3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及其大量在华利益。在战争的刺激下,日本帝国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需要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中国支付的巨额“赔款”的83.6%被日本政府用于扩充军备,5.5%划归皇室,其他如教育基金等总共只有10.9% 。在1904年,日本又以朝鲜和中国东北为目标同沙皇俄国开战,明治天皇坐镇设置在宫中的战时大本营指挥战事,积极发挥了最高统帅的作用。通过日俄战争,日本侵略势力扩展到半个中国东北,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强国,并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

日俄战争前后,日本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发展成为具有自身特点的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并吞了朝鲜,日本帝国主义的版图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一切,后人都把它当做明治天皇的伟绩加以歌颂,可以说,明治天皇在位46年,他一生的活动就是明治时代的集中反映,其前期为日本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建立资本阶级式的立宪君主制做出了努力,后期则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对外的无休止的侵略扩张分不开,甚至可以说,明治后期的日本侵略战争占据了明治天皇一生活动的主要部分。

1912年7月,明治天皇病死,享年61岁。他的死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巨大震动,9月13日日本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大葬典礼。在日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乃木希典将军及夫人在同一日自杀殉死,以表示对明治天皇的无比忠诚。明治天皇葬于京都伏见桃山陵,陵区面积广大,但陵墓本身朴实无华,这也许能反映出陵墓主人俭朴勤奋的品德。明治天皇注意个人修养,善于写作诗歌,一生留下了内容多变、风格各异的诗歌数万首。

明治时代是个激烈动荡的时代。由于推行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日本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由于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本民族变成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由此可见,整个明治时代是一个先改革后扩张的过程。

明治维新的进步意义在于,明治维新是日本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的现代化,它建立了封建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制——近代天皇制,使日本免遭了其他东方民族那样的被压迫、受奴役的命运。1911年,日美签订新约,日本完全确立了关税自主权。日本打破了欧美列强一统天下的世界政治格局,对亚洲各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在看到明治维新的进步意义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其反动的历史作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给亚洲近邻国家到来的“礼物”只有停滞、落后、被奴役、被宰割,它自身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同时转变成军事封建性帝国主义、极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规定了日本此后发动更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必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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